伴随着我国对破产企业救治和清算工作的稳妥推进,破产相关案件的优化审理对市场规范、资源整合的重要影响也愈加凸显。破产和解制度作为破产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对企业救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较之破产重整制度,其运用率仍然较低。探其缘由,一则是在美日等国对传统破产和解制度的深度改革,导致和解制度面临退出历史舞台之尴尬境地。另一则是由于作为替代机制的破产重整制度不断革新和发展,我国破产和解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缺漏,导致破产和解制度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引。我国目前有且仅有《企业破产法》对破产和解制度进行了基础性、概括化的笼统性规定,该立法过于简单难以应对复杂的案件事实。最高人民法院虽就破产相关问题发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复函,但并无具体的司法解释或会议纪要对其进行实质性增补,各地司法性文件虽就破产案件的审理制定了具体的审理规程,但涉及破产和解的规定要么过于简单,要么存在较大差异。在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进行下载、统计、分析,可知破产和解制度的启动机制和运行机制并不全面,具体表现在破产和解的申请主体存在争议、裁定受理破产和解申请的司法审查标准不一、破产和解协议成立之法律效果不一及裁定认可破产和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标准缺失等方面。上述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破产和解制度上的缺漏,立法上的缺失,导致实践中无法适用统一的规范指引。完善破产和解制度的立法,为审理破产和解申请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指引,明确并扩大破产和解申请主体、完善破产和解制度的启动及运行机制,不仅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的救治和退出之路行之有径,同时对依法开展破产案件审理、稳步推进破产企业救治与清算扫清障碍,还为破产案件审理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提供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