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而出现的，这一过程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展为主要特征，为了满足城市发展需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以及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数目庞大的农村流动人口不断涌入到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从农村到城市，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生活到现代生活的转变，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仅取决于社会宏观结构调整性因素的发挥，也更多的体现在了社会群体行为所具有的日常交往与个体行动的社会化和社会互动过程中。城市日常生活为农民工群体社会地位的获得与形成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基础，在事实上确定了农民工群体的特殊社会属性。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方式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通过对S市服务性场所服务员日常生活的个案研究，本文认为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双方面上重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这一地位的产生与形成反映了城市社会中各种力量对于外来群体的认识与态度，服务员的“日常生活”不仅体现出了这一群体城市生活的特征，更在深层次上揭示了隐匿于社会背景后的制度与各种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底层社会各种群体充满差异化的复杂主体性。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从生活方式理论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将成为把握城市中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建立和交往界限的关键所在。目前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与结构调整正处于中后期，初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经验和人生经历正在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以居住条件、人际交往、娱乐消费和身份认同为主要特征的情境化日常生活塑造了这一群体生活体验的背景以及社会活动的范围，城市的个人体验以固定的生活方式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和凝聚性程度的增强以及在城市生活中社会地位的获得与形成过程，这一过程预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社会中的“外来移民”，正在形成一种具有稳定化特点的社会阶层。同时，外部存在的国家传统政策的限制、城市社会体系的排斥以及自身客观因素与主观认识都进一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本群体共同利益与共同生存条件的认识，情境化的城市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发展前途与最终社会归属提出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