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良知自我坎陷”、“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针对时代问题所开出的药方，而“人可有智的直觉”与“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两义，则是其病理学上的依据。本文则试图以中国哲学所言称之“感应”为底据，对其依据进行再反思。谈感应，必然要讲到心物关系。本文第一章首先以心物释感应，展示了心与物在阳明、康德与海德格尔等人处的氤氲相揉、相互争斗、相互转让之原始关系，指出正是感应之几为这一原始关系做出了保障。其次就感应论心物，分析了牟宗三对心与物的不同处理。最后指出，由于以两层视良知感应与意之感应，牟宗三断裂了感应，因而断裂了生命。第二章则首先以感应释创造，力图显露感应本身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文章认为，必须在感应之创造与智的直觉之创造间做出区分，前者建立于价值与存在二重性游戏上，而后者则脱离了感应而成为一种抽象的价值先行论。如此，“价值”如何“实现”自己的问题就显著地变成了问题，需要智的直觉说不得不做以回答。由此，牟宗三有两层存有论之说。但文章认为，对牟宗三来说，问题提出的方式已经注定了他的理论之不成功。本章还在价值与存在二重性的框架内，讨论了直觉与情感的问题，强调感应中“情”的中心性地位。本文第三章更以感应释有限性，要求区分感应下的“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与无限心下的“人虽有限而可无限”。前者是感应之“一几二用”所透露的人的本己的有限性，后者则是有限与无限的绝对分离，是一种坏无限和确定的有限。本章指出，正由于有此分离，牟宗三才区分了作用与存有，并要求“封限”感知性。再者，本章回顾了中国哲学的感应法则，要求正视荀学相对于孔学的重要性，呼唤一种善的生活方式。最后，文章以感应为经，以心物关系为纬，再次强调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之间的张力性平衡，强调哲学从道德学中的“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