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作为对环境生态功能本身的侵害,对其救济始终游走于公法与私法之间。传统观点认为,公法作为公共利益本位法,具有维护环境生态价值的基本目的和功能;随着全球与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私法也应当承担起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责任,生态环境治理不再是某一部门法的专属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场域,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中业已形成以环境行政执法为主导的公法救济与环境民事索赔诉讼为主导的私法救济。多年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实践表明,公、私法救济均存在自身局限性,单独依赖或偏好某类救济手段,不足以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周延应对。故,公私法协同就成为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责任实现之应然选择。未来,我国应遵循“多元救济、公法优先、私法补充”的基本思路,通过立法赋予政府主管部门更多环境保护职权,充分发挥“责令修复+代履行”的环境行政执法机制之功效;为避免政府出现怠于履行职责的情形,优先适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现对环境行政机关的监督及制约。同时,将“穷尽公法救济”作为私法救济手段的适用前提,优化私法救济内部救济方式之间的程序设计,即“赔偿磋商前置、索赔诉讼御后”的有序衔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为优先,环境公益诉讼为补充”的两类诉讼顺位安排以及建立“行政机关—环保组织—检察机关”的生态环境损害求偿主体顺位。将私法救济作为补充与兜底手段适用,发挥公法救济与私法救济的最大合力,最终促使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责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