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黝黝黑土地的松花江流域,经过一百多年的农业开发,如今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该地虽气候严寒,夏短冬长,但土壤肥沃,雨热同季,比较适合发展农业。自东北“开禁”以来,关内移民陆续进入,土地垦殖持续不断,人地关系渐趋紧张。农业开发所及之地,荒山沼泽化为肥田沃野,森林草原变成农田村舍,自然景观成为人工生态,人地系统结构变化异常显著。农业系统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界面,其结构变迁与功能进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经中原农耕文化辐射,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松花江流域的种植业对畜牧业、林业和渔猎业的“挤压”倾向日益明显,生产结构逐渐单一,农业系统功能脆弱,引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20世纪以来,松花江流域种植业,大致经历由“—元”到“二元”、再到“三元”的结构变迁,农业系统呈现良性衍化态势。功能发挥偶有曲折低徊,也基本处在自组织阙值范围之内。民国时期,种植业系统开放而高效；伪满时期,种植业系统“入”不敷“出”；建国之后,系统功能发挥顾“此”而失“彼”；三中全会之后,种植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系统发展稳定且持续。畜牧系统的百年发展,主要特征是畜牧结构的日益趋同。20世纪初叶,因地区间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的差异,松花江流域的畜牧系统,具有发展不均衡的显著特点。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家畜多经喂猪、牛、羊,家禽常饲养鸡、鹅、鸭；松花江流域西部草原地区,历史上多为游牧民族的畜牧区,多豢养马、牛、羊及犬；生息繁衍于松花江流域东部的渔猎民族,历史上曾与鹿共舞,与犬相伴,如今已成民族文化的遥远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因文化的不断融合,技术的日新月异,松花江流域畜牧结构的区域差异性渐至消亡,畜牧生态系统因多样性的缺失而危机蛰伏。松花江流域是森林部落的故乡。莽莽林海钟灵毓秀,引俄人日寇竞垂涎。建国之前,森林资源砍伐得多,养护培育得少,形成畸轻畸重的林木利用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培育与砍伐并重,松花江流域林本利用结构不断优化,林业系统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审美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利用。渔业是松花江流域的传统产业。20世纪之初,松花江流域渔业仍为自然经济,鱼类资源尚属充足,鱼种结构相对合理。随着渔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自然鱼类捕捞—度占据渔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迫于鱼类资源锐减的严峻形势,20世纪中叶养殖渔业逐渐兴起并很快后来居上,成为优势生产部门,渔业结构因此而日益优化。世纪之末,松花江流域渔业品种结构逐步向着多元化、生态化、优质化的方向发展。农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发展衍化,既受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不断驱动,也受系统外部诸如文化、制度以及技术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且时时反作用于这些外在因素,积久而成互生互克、相辅相成的作用机制。合理的经济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促进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利于农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系统功能的充分发挥；技术变革能够打碎落后制度的桎梏,冲破资源瓶颈的制约,成为农业结构进化的重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作为人地作用的手段延伸、功能拓展的重要方式,农业技术在种植结构的历史变迁中举足轻重。农机等物质装备的规模运用,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集约投入,育种对生物适应能力的能动作用,水利对农田生态环境的润泽渲泄,都是借助农业系统某一因素(或环节)的人工调控,来提高农业系统的自组织功能,进而达到优化农业结构、完善功能机制的目的。作为日趋开放的“结构-功能”共同体,农业系统的存在以及发展,还会受到上层“人一地”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人地结构对农业系统的时或促进、时或阻滞。若人地结构趋于合理,人地关系基本平衡,农业系统就会良性发展,结构渐至优化、功能发挥良好；若人地结构严重失衡,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大自然就会以灾害的方式来警告人类,实际上是为农业系统的良性回归提供反馈信息,以此督促农业系统的参与者——人类,及时进行结构调整,永葆经济、生态高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