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作为鲁迅研究方面的专家，同样也是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主要开拓者之一，从文学史写作实践到文学史理论建设，唐弢在现代文学研究上留下了不可忽略的一页，他是一位值得后人尊敬的学者。但是研究者的眼光大数仍停留在他的鲁迅研究方面，而对他的文学史观念以及文学史写作方面有所提及也多只是一个面，而少有系统整理，这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所在。
　　在中国现代史上，唐弢经历过意识形态强烈笼罩的时期，也经历过思想开放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主流思想对他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建构均造成很大的冲击，在他的文学史论著中烙下了深刻痕迹。本文拟从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以及相关的文学史论文入手，来探讨唐弢各个时期在学术上颇有代表性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他为文学史学科建设、民族文学发展所作的努力及对后来者的影响。
　　唐弢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从三卷本走向一卷本，隐藏在字数缩略背后的不仅仅只是政治因素。从他的文学史评论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努力与思考，以及面对意识形态和外来影响冲击下的清醒认识。在意识形态浓厚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保持“个人空间”，为当时的现代文学史的审美荒漠保留了一点绿洲;而在外来影响开始盛行的时候，又强调文学的“民族性”。唐弢所处的年代正是一个过渡的年代，同样的，他的文学史观念也带着过渡的特色，在承前启后中，他坚持民族传统文学的传承，强调了对外来影响的“本土化”。
　　从文学史重写的意义上来说，唐弢的文学史观给文学史越来越“神圣化”的现状带来了借鉴与提醒。重新认识唐弢的文学史观念，对文学史在历史真实性、政治阶级性、学术性三者之间进行清醒认识，健康积极地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具有极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