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哲学思想作为魏晋玄学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王弼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我们去反思的问题。比如能否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把握王弼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精神实质的问题、比如王弼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王弼哲学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的关系问题、比如我们在现代哲学学科建构时应如何评价王弼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等。基于这些问题意识,我们再一次走进了王弼的哲学思想,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研究:第一,王弼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王弼哲学思想产于既行名教之治,社会危机又极其严重的魏晋时代,对于名教合理性的反思是那个时代赋予那个时代哲学家共同的时代课题。现实中的名教严重背离名教的自然本性,有其时代的原因,但究其根源是由于先秦儒家道论“隐而不显”造成的,魏晋玄学家发现这一点,他们受到儒道两家理论外观差异的启发,试图以道家作为理论资源,说明名教的合理性。第二,王弼的致思起点。在以道家作为理论资源,说明名教合理性的道路上,王弼之前的哲学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他们难以从儒道两家理论外观的差异中,找到儒道两家在本体论问题的内在统一性。早熟早慧的哲学家王弼不但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且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儒道两家共同的核心问题是“无”,他们的理论外观差异是由他们对同一核心问题的不同言说方式造成的。可以说,在解决魏晋玄学时代课题的道路上,王弼首先想到的是儒道两家分别以怎样的方式认识了本体、以怎样的方式言说了本体,他们所言说的本体与客观存在的本体又是怎样的关系(即言与意的关系),对认识论的自觉反思是王弼解决魏晋玄学时代课题的致思起点。第三,王弼对其前文化资源的借鉴。通过对认识论的自觉反思,王弼发现了能够通过文本中的“无”认识到客观存在的“无”的奥秘。他希望通过本体论最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找到万物之所资的“无”。所以,他选择《老子》、《周易》,王弼发现《老子》、《周易》共同的核心问题是“无”,他研究《老子》、《周易》言说“无”方式,尝试以《老子》、《周易》自身的文化资源解读它们的核心问题,他对《老子》、《周易》进行注释,发现了沉默于其中的“无”。第四,王弼对时代课题的解答。王弼通过《老子》、《周易》的研究,发现《老子》、《周易》都将“无”作为万物的最高根据。“无”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最高根据,“无”也必是判定名教合理性的最高根据,所以他为自己设定的文化任务是从本体论层面论证名教的合理性。王弼汇通从《周易》、《老子》中获得的本体论资源,建构自己的本体论思想。王弼以他所建构的本体论思想为基础,通过探讨“无”与“自然”关系、“万物”与“自然”关系,“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三个逻辑环节,论证了名教之为名教的天然合理性。王弼还对现实中名教之治产生社会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了,并提出拯救社会危机的办法。王弼对魏晋玄学的时代课题从理论上作出了完美的解答。第五,对王弼学术领域的评价。王弼的哲学思想以缜密的系统性,从理论上解决了他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王弼在建构他的哲学思想过程中所注释的《老子》和《周易》复归了《老子》、《周易》的本义,摒弃了《老子》、《周易》在那个时代的流传过程中的文化异化,这在《老子》、《周易》的流传史上,无异于一次重要的正本清源。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本质上是将中国古代哲学中“道”的本体论意义从“道”的本体论意义与本原论意义的“纠缠”中分离出来,从中国古代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角度说,这是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的内在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