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物抵债作为债的替代履行方式在民间大量存在,但由于我国实定法上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最高院也未发布专门的司法解释,各地法院对以物抵债合同的成立要件及合同效力存在不同认识,导致裁判尺度不一、同案不同判现象大量存在。鉴于以物抵债在解决债权债务纠纷上的便宜、高效性,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合同的成立、效力、履行等方面对以物抵债合同加以重新认识,并建议适时将以物抵债予以制度化并纳入民事立法,及时为裁判提供有效依据,同时为社会公众从事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时提供稳定、可靠的预期。笔者通过司法数据平台发现,当前我国以物抵债相关问题的裁判中主要存在三大争议问题:首先是以物抵债合同的成立问题,即以物抵债是要物合同还是诺成合同,现实地交付抵债物是否系以物抵债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其次是以物抵债合同的效力问题,即在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合同是否因违反《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流押禁止规则”而无效?以物抵债合同如何避免债务人遭受暴力盘剥导致的利益失衡?第三涉及以物抵债合同的履行,当事人约定不明时,对基础债务关系是否消灭应如何解释?替代给付与原定给付的履行顺位如何?若债务人不履行以物抵债合同中确定的替代给付时,原定给付请求权如何行使?针对以上主要问题,笔者综合实证研究、比较法研究及法解释学方法,对照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试图在给出的多种裁判逻辑和解释路径中寻求最优解,以锚定以物抵债合同的相关争议问题。论文包括绪论和四个章节。绪论从我国以物抵债相关裁判逐年大量增长的背景入手,提出以物抵债合同裁判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完善相关研究的意义。同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文献综述及论文框架。第一章从以物抵债的概念入手,区分了作为债的替代履行(清偿)方式的“以物抵债”和作为当事人合意结果的“以物抵债合同”。以最高院司法观点的演变为线索,结合“代物清偿”“新债清偿”概念的比较法释义,分析以物抵债合同的性质,正本清源地指出以物抵债合同是诺成合同,不应将合同履行的“要物性”溯及地当作合同的成立要件,并指出这种“要物性”的争论实系“代物清偿”制度“再次继承”过程中发生的误读。在明确以物抵债合同诺成性基础上,继续指出以物抵债合同的构成要件为:合法存在之旧债以及为清偿而为替代给付的合意;第二章主要围绕以物抵债合同之特殊类型——“买卖型担保”展开,对比点评了关于“买卖担保”的三种不同解释路径:“物权担保说”“契约担保说”及“代物清偿预约说”,在分析前两种解释方法的逻辑缺陷后,笔者肯定了“代物清偿预约说”。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流押禁止规则”的适用问题,笔者注意到不少裁判文书说理中,法官在正确识别法律关系性质后,却大量适用《物权法》第186条规定来否定以物抵债合同的效力。对此,笔者从法解释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以物抵债合同或代物清偿预约不能适用所谓的“流押禁止规则”,涉及到利益失衡问题,债务人可参照《合同法》第54条中规定的“撤销权”来寻求救济。最后,笔者指出,为达到釜底抽薪之目的,做到债权人利益与债务人利益的平衡,应引入强制清算规则,债权人要求抵债物归其所有时,应进行清算,尤其对于基础法律关系是借贷纠纷的,必须进行清算,防止和打击变相高利贷。第三章涉及以物抵债合同的履行问题。当双方对旧债是否存续约定不明时,对双方意思表示的解释应采严格主义立场,除明确表示外,不应认定为债的更新而是新债清偿,即新债与旧债同时存续。在履行顺位上,债务人应先履行替代给付,只有替代给付履行不能时,债权人才能请求恢复原定给付,在顺位上,根据诚信原则,双方均无选择权。当债务人履行替代给付发生违约时,且违约程度达到“适度克减的根本违约”标准时,债权人可在不解除以物抵债合同的情况下,直接诉请履行原定给付。第四章在综合分析以物抵债合同的性质、效力及履行诸问题基础上,提出可能的立法建议及正当性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适时通过民事立法对以物抵债予以制度化,便于民事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并且建议最高院及时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以树立统一的裁判标尺,实现个案公正,维护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