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转轨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本文研究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煤炭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指出“决策删减-执行协商”是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特征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分析政策波动与跃迁的系统性框架。政策发生相反的变化，谓之波动；频繁发生重大改革，谓之跃迁。在比较分析了解释煤炭产业部门政策波动与跃迁的三个竞争性解释和现有政策过程理论之后，本文构建了“决策删减-执行协商”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回答现实问题：为何煤炭产业在短短几年间出现了从“资源有偿使用”市场化改革到“企业兼并重组”国有化改革的大逆转？在实证方面，本文选取了中国煤炭产业发展中两次影响深远的政策——“资源有偿使用”和“企业兼并重组”——为关键个案，对其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还分析了煤炭产业的发展历史、政策演变和制度安排。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表现为政治压力下的决策删减与博弈中的协商执行频繁交错。政治压力导致了政治精英追求政治理性，将决策过程中的利弊权衡环节删减。作为对决策删减的补偿，政策执行过程则表现为反复、拖沓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协商。决策的目标方向与执行结果之间存在紧密的张力关系。此外，行政精英同时具有代理人与自利者的双重角色。既有利益格局界定了博弈策略，导致了不同的执行模式和执行绩效。频繁的政治精英更替打破了政策周期，迫使决策过程删减，政策执行中断。高频率、高程度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是政策波动与跃迁的催化剂，导致了决策产出的不确定和执行结果的多样化，进而引发了政策波动与跃迁。最后，本文分析了政策波动与跃迁对产业发展的损害，指出政策的稳定性是产业发展的必要保障，科学的政策决策和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是产业善治的必要途径。由此，研究指出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三条优化路径：减少政策决策中的政治压力，优化激励机制；拓宽知识与意见的输入渠道，增加专家与公众的参与；明晰行政自由裁量的使用边界，建立稳定的行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