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投资是驱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不少行业由于过快的经济增长引起了盲目扩张行为，大量资本沉淀在低效率、高风险的领域，导致企业产能严重过剩，甚至亏损破产。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国中央政府推出的“四万亿救市”一揽子计划，该计划虽然遏制了我国经济大幅下滑，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导致中国经济流动性泛滥，产生投资过热问题。盲目投资导致金融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资源浪费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协调与平衡各方的权益，实现企业投资效率优化，以及企业价值最大化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焦点。
　　在现代企业中，资本结构与企业投资决策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企业资金运转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负债融资又是企业不可或缺的融资方式。Jensen&Meckling(1976)研究了债务的治理效应，从此对债务治理功能的研究开启了新时代。银行借款作为我国企业负债融资的主要来源，银行借款对我国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本文以企业生命周期为视角，探讨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治理效应的动态演变过程，以求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投资行为提供有积极作用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逻辑思路为: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逐渐分离，现代企业中代理问题愈发严重，由代理问题引发的过度投资行为也司空见惯。作为企业有效的治理机制之一，银行借款由于其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以及银行对借款人的监督和筛选，银行借款缓解了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能够有效发挥其对过度投资应有的积极治理效应。并且本文认为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将有所差异，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的作用和效果也将不同。根据此逻辑思路，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对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本文的贡献与不足进行阐述与说明。
　　第二部分是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和说明。首先对过度投资以及企业生命周期概念进行界定，然后简略阐述相关基础理论，并指明该理论对本文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在理论分析的最后部分，论述了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治理效应的机理研究，以及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治理效应动态演变的机理研究。
　　第三部分为过度投资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度量。以沪深股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数据。借鉴Richardson(2006)预期投资模型来对过度投资规模进行衡量，并在此基础上借鉴Anthony&Ramesh(1992)的综合打分法将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企业划分为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以Richardson(2006)提出的预期投资模型回归残差值为正的企业为样本，首先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进行模型的构建和变量设定，最后对模型进行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过度投资重新度量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和建议。该部分在总结了全文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了研究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建议。文章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局限性。
　　通过以上五个部分的分析，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第二，从企业整体而言，企业的银行借款与过度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在统计上显著，即银行借款能够有效的抑制企业管理者的过度投资行为，而这种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借款方面。第三，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分析，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会存在周期效应，即在成长期阶段，银行借款与过度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银行借款会成为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的资金提供方，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在成熟期阶段，银行借款与过度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银行借款会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且在统计上这种抑制作用在1％水平上显著;在衰退期阶段，虽然银行借款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显著，但是，相比于成熟期阶段，该治理效应有所减弱，并且通过Bootstrap组间系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得知，衰退期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治理效应的弱化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第一，从银行借款的不同期限结构来分析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发现银行借款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借款方面。第二，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分阶段研究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的动态演变过程。
　　本文的不足在于:第一，由于目前对过度投资的度量方法没有统一的公认方法，因此对过度投资的度量存在偏差。第二，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方法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对本文企业生命周期划分的有效性尚待检验。第三，没有设计出银行借款随企业生命周期的动态调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