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溢出效应存在与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与深入探讨。自Caves在1974年开创了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以来,众多学者对流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过渡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但结果却大相径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构建溢出源-溢出潜力-溢出渠道-接收端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影响溢出效应的因素,并尝试应用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分为为五部分,首先综述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领域的相关文献。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我国外资现状,分别从外资来源,外资总体及其区域分布,行业分布,投资方式等展开。第三部分则受连通器模型启发,构建了外资技术溢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主体部分,对影响溢出效应的四大因素:溢出源-溢出潜力-溢出渠道-接收端。第四部分则通过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作为溢出源的西方外资溢出效应要强于港澳台资;溢出潜力是溢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较强的溢出潜力对溢出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而溢出不仅存在行业内,而且也存在于上下游行业;溢出的空间效应显著,即溢出对区域内内资产生更多的溢出;同样,溢出也存在时间效应,即溢出存在滞后效应;最后,对国有企业的溢出要大于对内资企业的溢出,表明具有更强吸收能力的国有企业更能将知识资本转化为生产力。第五部分,则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发现理论假设得到证实,即溢出源是技术溢出的源泉;溢出潜力是溢出的内在动力;溢出渠道是溢出得以实现保证;接受端则保证了溢出的知识资本得以转化为生产力。最后,结合结论给出四个政策建议,第一,政策优惠吸引技术密集型外资;第二,完善国内产业链,促进跨国公司东道国参与度;第三,内资企业邻近外资选择区位;第四,内资企业加大模仿型研发投入,低成本促成技术转化为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