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主要是记录两个水族村落礼物交换的民族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他们的礼物交换活动等，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具体考察了两个村的基本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民族志”对他们的礼物交换形式进行分类，描述了在仪式场合的礼物馈赠、非仪式性情景中的礼物馈赠、工具性的礼物馈赠、帮工和互助的四种礼物类型的活动情况和过程等。结果发现，他们的礼物交换与他们宗教活动、节日庆典、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伦理、道德、地方政治、地方法律、习俗等存在复杂的关联。 其次，描述和分析了礼物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关系。交换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传统(阎云翔，2000，95)。毛斯的礼物交换理论视礼物交换为一种创造、维持和强化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机制，这些社会关系可以是合作性、竞争性和敌对性的(毛斯，2003)。萨林斯认为“实物流动和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是互相的。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界定物品的既定运动，但某一特定的交易也同样能促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朋友创造了礼物，那么礼物也创造了朋友”(萨林斯，1972，186；阎云翔，2000，95)。按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主要讨论了关系网络与礼物馈赠活动的关系，通过礼物交换说明了关系网络的模式、个人社会地位的表现、人际关系的种类等地方性特点，并进一步说明了宗族范式在水族农村社会的表现和作用方式。 再其次，对白庙村和水龙村的送礼和回礼的规则——互惠原则、互酬原则进行讨论和分析；互惠是一种利益平衡，而互酬是一种心理平衡。结果发现，他们的礼物交换在不同场合中存在两种接近而不是完全相同的原则，而且，两个原则基础核心是地方道德和情感体验，即礼物交换是按着互惠原则和互酬原则两种形式进行流动的，而互酬是互惠的基础。因此，本文认为他们的礼物交换始终是一种利益平衡与情感平衡的统一，并且，在礼物交换实践中，两种原则力量使礼物交换保持着一种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张力。 最后，重点讨论两个村的礼物的变迁和水族与汉族礼物的差异：他们的礼物交换方式和内容如何在过去的50多年中得以延续和保持，即在现实社会背景下，礼物交换圈子和礼物交换方式发生哪些变化；同时，水族式礼物交换与汉族礼物交换存在那些差异，这些差异又是如何存在于同一地区的。为此，结合水族社会历史和访谈基础上，回顾两个村社会变迁中礼物交换的流变。同时，分析了在社会变迁中礼物交换如何保持本土化的形式和内容；水族与汉族礼物交换到底有什么差异。在这些分析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水族礼物交换与汉族礼物交换的差异实质是文化差异，即是一种习俗和惯例的差异。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该文在以上关于礼物交换的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还对两个村礼物的经济意义的功能和文化意义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果发现，他们的礼物交换特点表现出了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复合、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即很难将两个意义的功能视为毫无关系的独立过程，而且，只有结合两种功能才可以更好地认识他们礼物交换的意义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