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背景下,依靠多维度、普惠性的惠企政策,推动惠企政策高效执行与落地,已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工具。然而在实践中,惠企政策的执行和问责常常双双陷入“失灵”的局面,一方面惠企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难以有效疏通,另一方面现有的问责主体往往很难对业务部门进行常态化的问责监督。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政策兑现”业务为惠企政策执行的问责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以往文献回顾总结:首先,以往关于行政问责的研究对于行政系统内横向部门的问责关注较少,习惯将政府及其部门看成是“铁板一块”,对中观层面的部门问责研究关注较少;其次,对于问责主体如何执行问责制、业务部门如何执行政策的能力来源问题缺乏关注;最后,以往的研究大都预设“弱势部门”难以推动形成有效的问责。为此,本研究引入组织学习中的“关键学习者”和“学习过程”两个小切口,试图和行政问责相关理论进行整合,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来对A区政策研究室推动“政策兑现”案例进行分析。转型期,由于新旧制度缺乏联结,知识作为资源的一种形式,可以有效发挥对行政问责和政策执行的推动作用,催生行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的制度空间,从而使得“弱势部门”不弱势。研究发现:（1）结构层面,“政区合一”后传统官僚体制的复归,惠企政策执行的制度性阻碍,提升了改革的风险性,为政策研究室提供了推动制度转型的机遇和挑战。（2）作为关键学习者,政策研究室推动了行政问责机制的设计与再设计,实现了“政策内容的再生产”,促进了改革的持续优化和集体学习,也增强了业务部门政策执行的能力。其中,改革风险、高位推动、部门认同是其作为关键学习者的重要因素。（3）作为问责主体,政研室通过权力重塑、资源整合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构,并形塑了政研室推动组织学习的权威。（4）组织学习和行政问责机制得以耦合,关键在于:政研室实现了关键学习者和问责主体身份的复合,工作会议发挥了集体学习和进行问责的重要功能。最后,本文还就A区“政策兑现”业务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改革持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