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Langacker认知语言学理论中的情境植入、力动态、理想化认知模型、演变动力、主观性等基本概念,讨论现代汉语典型情态动词心理表征的认知过程。本文在考察了现代汉语典型情态动词的语义、情态意义与句法分布状况之后,以情境植入为视角,从认知心理层面挖掘了汉语典型情态动词不同情态意义的力动力模型、概念结构模型、心理空间模型以及主观性认知特征。全文共10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对象、研究意义、情态动词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第二章交代本研究的理论背景,详细介绍了 Langacker的相关认知理论:情境植入理论、力动态理论、理想化认知模型、主观性理论。第三章至第九章依次对现代汉语七个典型情态动词“要”、“能”、“会”、“肯”、“应该”、“可以”、“敢”进行了认知分析。关于七个典型情态动词的义项和情态意义,本文指出:情态动词“要”有5个义项、3种情态意义;“能”有5个义项、3种情态意义;“会”有3个义项、3种情态意义;“肯”有2个义项、2种情态意义;“应该”有2个义项、2种情态意义;“可以”有4个义项、3种情态意义;“敢”有4个义项、3种情态意义。通过调查发现,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典型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要”、“能”、“可以”、“会”、“应该”、“敢”、“肯”。情态动词“要”最典型的用法是用于肯定陈述句,用于感叹句为较典型用法,用于疑问句为非典型用例。情态动词“能”肯定及否定陈述句用法为最典型的用法,疑问句用法为较典型用法,感叹句为非典型用法。情态动词“会”最典型的用法是用于肯定陈述句,较典型用法是用于否定陈述句,用于疑问句和感叹句为非典型用法。情态动词“肯”最典型的用法是用于否定陈述句,较典型用法是用于肯定陈述句,用于疑问句和感叹句为非典型用法。情态动词“应该”最典型的用法是用于肯定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为非典型句法环境。情态动词“可以”最典型的用法是用于肯定陈述句,用于疑问句和感叹句为非典型用法。情态动词“敢”最典型的用法是用于否定陈述句,用于疑问句和感叹句为较典型用法,用于祈使句为非典型用法。本文从情境植入视角分析了七个现代汉语典型情态动词的力动态模型和概念结构模型。所有典型情态动词的动力情态体现了一种意愿主观内力或致能内力,情态的受力人与施力人为同一主体,施力主体向受力人也就是自己发出了主观内力,情态力的施加者、接受者和执行者三个角色都出现在舞台上,而且均为同一主体。所不同的是不同典型情态动词施力主体所具有的主观内力可能源自于不在语言中出现的意愿或能力、内在属性、外部条件、外部证据等不同的情境因素。动力情态施力主体发出的情态力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向作用力。正面作用力能够为受力人清除障碍从而促使受力人去实施某一行为,而反向作用力则为受力人设置障碍阻扰受力人去实施某一行为。所有典型情态动词的道义情态都体现了一种道义力量,但是又具有很多不同之处。情态动词“要”施力人和受力人不再是同一主体,受力人和义务执行者为同一主体。语法表现为主语为概念化主体说话人“我”以外的其他人。情态动词“能”的道义情态表现说话人的许可权威或者某种社会规范的许可权威。许可力的施加者、力的接受者为不同主体,而力的接受者与力的执行者则为同一主体。语法上主语也必须是排除了说话人“我”之外的其他人称代词。道义情态“会”中,说话人为自己施加了承诺保证的社会道德义务,语法上表现为主语为第一人称代词。情态力的施力者、说话人、情态力的执行者与场景的概念化主体S均为同一主体,出现在句中,在舞台之上。道义情态“应该”表达的是说话人在听话人或第三人身上或者自己身上施加了情理道德义务。施力人与受力人以及义务行为人可能为同一主体也可能为不同主体。语法表现上主语既可以为第一人称代词也可以为说话人之外的其他人称代词。道义情态“可以”,说话人是施力主体给予了听话人允许力。说话人就是施力主体、情态力的来源,一般不出现在言语中,不在舞台之上。施力主体与受力人为不同主体。道义情态“敢”的说话人是施力主体向听话人发出了指令或要求。说话人不出现在句中,不在舞台之上,施力主体和受力人为不同主体。所有典型情态动词的认识情态中,力的来源与受力人模糊不清,情态力变成了演变动力,在外部证据力的作用之下,说话人对命题结论进行推断和评估,情态动词被概念化主体通过情境植入被最大主观识解而概念化了。此外,本文还发现根情态“可以”与根情态“能”极为相似,具有类似的义项分类、力动态模型、概念结构模型和心理空间模型。但是,认识情态“可以”与认识情态“能”典型句法环境上差异很大。认识情态“能”最典型句法环境为反问句,认识情态“可以”则多为陈述句。心理空间的构建上,所有典型情态动词的动力情态一般都涉及两个空间:现实空间和态度空间;道义情态包含三个空间:现实空间、评估空间和态度空间;认识情态则包括现实空间和潜在空间。所有典型情态动词的动力情态都表现出了强意愿行为或致能行为的态度空间,预期行为的可能性高。道义情态“敢”体现了弱指示行为,其义务实现的可能性预期也随之减弱。此外,其他情态动词的道义情态都表现了强指示行为,义务实现的可能性预期高。所有典型情态动词的认识情态可能性的预期都受外部证据数量的影响,随着外部证据的增多,言语事件命题发生或不发生的可能性更高。通过理想化认知模型分析,本文发现,不被时间指示词修饰时,情态动词“要”、“能”、“会”、“肯”、“应该”、“可以”、“敢”从根情态到认识情态,都将位于已知现实或当前现实中的事件推离了已知现实或当前现实区域沿着时间轴上一条可能的路径投射到了非现实区域。与同样表能力的动力情态“能”相比,动力情态“会”将动作过程定位于投射现实区域,而动力情态“能”将其后的动作过程投射于潜在现实中,动力情态“会”其后动作过程实现的可能性要大于动力情态“能”。根情态的将来时指向非常明确,这一特征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汉语语法中情态动词不能被体标记“了”、“过”、“着”所修饰。语料库检索中,本文发现情态动词“能”、“会”、“肯”、“应该”、“可以”、“敢”还是有直接加体标记“了”的用法,但是此种用法有一个前提条件——情态动词后面的动作过程必须在前面提及过。本文认为此用法是情态动词后动作过程的省略用法,该动作过程存在于概念化主体的认知背景中,体标记“了”实际上是修饰被省略的动作过程的。没有查找到“敢”本身以及其后动词与体标记“过”的搭配情况,可见情态动词“敢”的延续性和非现实时态的认知非常强烈,演变动力的推动力强大。另外,如果时间指示词使得当前现实成为了背景和参照点,言语事件被置于与当前现实有空间距离的现实空间中,情态动词的演变动力只能将事件推至当前现实或者是已知现实附近的未知现实区域内。本文还发现根情态“要”、“能”、“会”、“肯”、“可以”、“敢”在某些情境因素的影响下,会将言语事件定位于当前现实区域附近的未知现实区域,这证明杨丽梅(2014)的研究结论——情态动词根情态不能将其后的动作过程定位于当前未知现实空间区域——是存在问题的。认识情态“会”、“肯”、“应该”、“敢”也有类似用法。本文认为某些情态动词与现在进行时情境因素搭配时能够将其后的动作过程投射于当前未知现实区域。总的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情境因素的影响,情态动词的非现实时态的认知非常强烈,演变动力的推动力强大。主观性特征方面,本文发现虽然情态动词动力情态意义多为客观性的描述或陈述,主观性不明显,但是还是具有主观性。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都具有主观性。不管是动力情态、道义情态还是认识情态,过程参与者不同,言语事件主观性程度会有差异。道义情态的识解方面,“会”和“敢”为单一的主观情态识解,没有客观情态识解。其他典型情态动词(除了没有道义情态意义的“肯”)的道义情态内部都具有主客观情态识解的差异。典型情态动词的认识情态内部也都具有主客观情态的差异。主观性的渐变方面,情态动词表不同情态意义时,情态力与概念结构具有差异,因而不同情态意义下的情态动词的主观化程度亦不相同。从动力情态到道义情态再到认识情态意义,情态动词的主观性逐渐由弱变强。动力情态表现了最弱的主观性,多为客观性的描述或陈述,最能体现情态动词的意愿义或能力义。从道义情态到认识情态,情态动词的意愿义和能力义逐渐减弱,主观性逐步增强。认识情态意义已基本失去了意愿义或能力义,主要表达主观性的推测或猜测,主观性最强。第十章为结语,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发现进行了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