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案例指导制度存在三大问题,即适用规则缺位、指导性不强、适用技术缺失,导致该制度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官排斥,“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难以完全发挥,其症结在于:该制度与既有司法体制存在适配不良——“参照适用”表面上呼应了人民群众“同案同判”的“公平”外源需求,但对案例与既有司法制度的各种内部关系缺乏磨合调校,使既有司法肌体产生相当程度的“排异”反应。该制度的设计是一种简单结构功能主义的产物,要求制度单向适应外在社会需求,而对适应过程中制度本身的内部构造及其功能分配缺乏足够注意力。作为案例指导制度发挥相应功能的场域,案例及其“参照适用”需要面对的“社会”绝不仅仅是作为“当事人”宽泛集合的“人民群众”,还包括立法机关、司法行政权力和职业法官群体。四者带有时而相同又时而不同的利益诉求,四者尤其是后两者的博弈决定了案例指导制度功能的分配和发挥。就这一视角而言,我们对该制度的分析必须跳出“司法制度—人民群众”这一初级的二元结构功能主义模式,把重点放回到“立法权力—司法行政权力—职业法官群体”这一法律适用机制的内部结构当中,承认既有司法制度这一“自创生”系统的有限封闭性,在此基础上重新讨论和分配相应主体的功能。这是一种外部视角到内部视角的切换,也是结构功能主义到系统论的一种方法论渐进。基于此,本文认为:首先应明确指导性案例相对于成文法典的“法律解释”次功能,肯定指导性案例和传统司法解释的同质性;其次,应明确司法行政权力的“权威确立”次功能,加强指导性案例的强制性,避免法官在适用过程中的随意性;最后,应明确职业法官群体的“规范承认”次功能,避免行政力量在案例的遴选上闭门造车,脱离司法规律。最终使既有司法肌体逐步自洽、有序地吸纳案例指导体系。本文正文试图分四步实现上述分析和主张。第一部分展示了案例指导制度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并认为在制度设计上忽视司法体制内部构造是造成上述困境的重要原因。第二部分论证了产生上述问题的方法论根源,亦即简单的结构功能主义,极其重视外源需求,忽视子系统内部结构的弊病。简要介绍了这一方法论模式的理论概貌及其局限,并展示了上述局限与既有案例指导制度的联系。第三部分论证了超越上述方法论局限的突破口,亦即以现代的系统论法学为指导,将制度设计的重点放回法律适用权力的内部结构。讨论了系统论法学相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进步性,并将其作为案例指导制度逐步完善的理论指针。第四部分在上述方法论讨论的基础上,在“人民群众”、立法权力、司法行政权力、职业法官群体的四角“系统”关系当中,分层次地讨论了四者对案例指导制度的需求和影响,在此“系统”中界定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解释”次功能,并对其“权威确立”和“规范承认”次功能在司法体制内部进行了分配,以此作为相应制度未来建设的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