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国际投资与贸易日趋增多,伴随着的国际商事纠纷也日趋增多。为更好的服务“一带一路”的建设,弥补国际商事调解与仲裁的不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市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在西安市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庭,随后,又在地方设立苏州国际商事法庭和北京国际商事法庭,从而为打造“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更好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作为全新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平台对国际商事纠纷的快速解决有着突破性意义。但是,从目前国际商事法庭的主要制度来看,与国际知名商事法庭还有些差距,体现在管辖制度、审理制度、执行制度等都有一定距离。由于两个地方国际商事法庭并没有制定新的法律规则,所以本文着重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主要审理制度,包括审级制度、法官选任制度、专家委员会制度和律师代理制度,介绍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主要审理制度的现状以及现存的问题,通过与域外新兴国际商事法庭的对比,最终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本文除了引言外,正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和审理制度概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背景及意义、第二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组织架构、第三是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制度阐述。第二部分为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主要的审理制度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审级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分析。第二是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选任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分析。第三是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专家委员会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分析。四是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律师代理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分析。第三部分主要是与新兴的国际商事法庭（院）的主要审理制度进行对比,并通过制度对比得出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第四部分主要是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主要审理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针对审级制度提出应增设二审上诉救济机制、在各中院内部设国际商事法庭、设立区域性国际商事法院的完善建议;针对专家委员会制度提出细化专家委员会内部工作流程、适当扩大专家委员会职能的完善建议;针对法官选任制度和律师代理制度层面,笔者将两个制度概括为推进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提出细化国际商事法庭法官选任规则、引入商事陪审制度并选任港澳台陪审员、增设涉外律师事务所库和涉外律师人才库的完善建议,最后对是否选任外籍法官和是否允许外籍律师参与诉讼提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