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87年间的“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既是建国后以“革命文学”为基点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私人化”写作和日益繁荣的通俗文学之间的中转站，同时也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把曾经被人为割断其知识谱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内在地联系起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讨论的出现与此不无关联。当然，中西文化冲突，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形态形成的重要背景。但从当时的文学批评和1990年代以来对这一阶段的文学研究情况来看，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认识，大都还局限在“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更多地着眼于描述文学寻求自主性、脱离政治束缚的过程以及采取的策略，关注其“断裂”性意义，割裂了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　　选择知识社会学为研究视点，主要是结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两种理论，从共时性“实场”（文学场域中的知识生产、传播、消费体制和过程）和历时性“虚场”（不同文学话语的知识谱系）两个纬度，来重新“想象”并试图结构出更为完整、线索清晰的新时期文学场域。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新时期文学实场的生成与三元文学体制的形成，共分三章。在“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体制转变过程中，“天安门诗歌”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其中显示出“人民”话语的力量，并使之成为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可与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国家意识形态性革命文学话语相抗衡的重要一元。而1979-1980年间复刊和新创刊的大量文学期刊，以及科协、公安法制部门创办的知识普及性通俗读物等，由于编辑的文学观念和知识结构存在差异，其发稿倾向大致可分为三类:国家意识形态文学、知识分子写作与通俗文学，1980-1982年间《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的较量就是文学界、知识界发生分化的集中表现，这也影响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新时期文学政策也根据创作实际不断做出相应调整:1980年《人民日报》肯定了“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可谓“政治-文学-人民”三元文学体制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1982年《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修订本发表，以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表明，新时期文学政策主要是采取通过加强出版体制改革来管理文学事业的间接手段，而不再是直接干预文学创作，读者对于文学知识再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在1982年国家机构改革中，曾在新时期恢复之初被划归中国文联领导的中国作协，又独立出来，成为与中国文联同级单位，开始致力于现有文学体制的变革，稿费制度与专业作家体制成为改革焦点。　　下篇通过对新时期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状况的分析，试图勾勒出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存在着的文学知识谱系类型，以及不同类型文学话语的分化与纽结。新时期逐渐形成的“政治-文学-人民”三元文学体制，特别是民主意识（特别是平民意识）的觉醒，三元体制中“人民”分量的不断增强，促使主要以知识普及名义入场的“通俗文学”获得空前发展，同时也影响到“知识分子写作”和“主旋律文学”的基本知识形态。新时期“知识分子写作”，是指有明确知识分子精英身份意识的作家，以“知识更新”为目的的文学创作。它主要包括三条谱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派”;两种途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批判”和以语言变革为基本策略的“知识批判”。这在具体作家作品中，常常表现出融合趋势，只是所占比重不同，表达出不同作家对于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的不同想象。主要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宣传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的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文学”，也因此呈现出逐渐式微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题材上以“体育”与“军事”为主，体裁则主要表现为报告文学和小部分的军事题材小说，借助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读书活动来扩大其影响。由于不同类型的文学知识重新入场，1979年以后文学创作开始出现分流趋势，同时，随着各种类型文学知识话语的广泛传播和认识的深入，又相互扭结在1980年代中期的大量文学作品中，莫言《红高粱》可谓典型之作。　　因此或许可以说，新时期文学世界就是一个由“政治-文学-人民”三元文学体制框定的场域。其中，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在“论争”中相互扭结，得以延续，从而形成新时期瑰丽多姿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