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为指导,以三本中国大陆通用的“现代汉语”教科书(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为主要对象文本,以语音研究为着眼点,对现代语言学文本中现代汉语的再现进行解构式的考察,考察旨在揭示现代语言学对于有声音的现代汉语的再现在其话语的发生和接受中的根本的历史性。现象学是当代西方哲学从知识论向生存论转变的代表,它以“悬置”和“还原”的方法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旨在对话语的发生学问题作出突破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的解答,并因此与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理论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等具有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以话语的发生学问题为线索,将现象学方法与解构主义理论相联系,以此反观当代科学哲学,并最终实现对关于现代汉语的现代语言学话语之根本历史性的反思。在综合分析并借鉴前人话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汉语语言学话语的特点,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展开对现代汉语之现代语言学再现的考察:宏观考察抓住作为现代汉语语言学话语建立之根本基础的比较方法和普遍主义科学观,旨在对现代汉语语言学话语发生的整体格局进行反思;微观考察则在宏观考察所呈现的背景下,以三本“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的“语音”部分为主要对象文本,着重对现代语言学关于现代汉语语音的话语再现的历史性进行揭示,这一部分考察又分为对话语思想结构的考察和对话语历史发展的考察两部分。在宏观考察中,本文发现,作为现代汉语语言学话语建立之根本基础的比较方法和普遍主义科学观分别具有因根源于心物分立的哲学观而无法解决的悖论,即“第三对比项”悖论和科学关于其不具有对象性的悖论。以“第三对比项”为核心的比较法继承了本质主义的根本矛盾,给现代汉语语言学话语的发生带来了看似实实在在,实则无所依傍的可比性“基础”,而这种“基础”立刻和以自身感性生活为世界之“共性”的科学话语相结合,并将现代科学的世界形象带进了现代汉语本身的再现中。虽然这种再现并不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的,但是现代汉语在现代语言学中却必然是通过遮蔽自身“它者性”的它者而被把捉为现代汉语本身的。在微观考察中,本文首先发现,现代汉语的声音在以“味道的死亡”为“味道”的现代科学话语中被异化为其自身的躯壳,而关于声音的各种概念化再现则占据了语言结构的中心。这种“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是有根本矛盾的,这种矛盾并不因其对自身历史性的遮蔽而可以被完全抹去。相反,“(作为外壳的)语音/概念”、“语音学/音系学”和“文字/语音”这样一些二元结构在本质上不可避免地要无穷颠倒以至最终解体。首先,声音实际上是一切对语言进行领会、切分和归类的语言学再现所面对的唯一纯粹现象,它的对象化也是它的自我再现的体现;其次,语言学对于语音的再现是一种典型的躯体化,作为这种躯体化步骤的一部分,语音学和音系学分别以“算术化”和“代数化”的声音处理加入语音躯体化的整体共谋,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语言学教科书中所声称的完全不同;第三,声音的“延异”必然要求一种空间书写,这种作为声音之“印迹”的“原初文字”表明:声音绝非透明的“外壳”,它根本上就是对自身的领悟,因而也就成为其自身的不断的再现和书写。本质的声音在书写中不断“延异”,符号因此得以诞生,而在对声音的书写这一根本问题上,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同文字乃是对面相持的。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对声音的空间书写,现代语言学同关于“延异”的文字学、现代汉语语言学同汉字在根本上也是相对峙的。通过将关于现代汉语语音的现代语言学话语置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本文进一步发现,音韵学对于汉语声音的在场书写同汉字对于汉语声音的非在场书写截然不同,而与现代语言学的声音书写则基本一致。因此,音韵学中实际上已经蕴含着现代汉语的声音形象,这种声音形象通过话语的再现和自我再现的历史沉淀表现在以普通话标准音为核心的现代汉语语音形象中,它印证了Derrida关于中国文化可能存在无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音中心主义的猜测。另外,本文还发现,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声音话语在现代人类学主体主义认识型下逐渐被权势化,它的权力与其他各种话语的权力相互交织,其中尤其以身体话语和它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不仅是因为对旧的身体话语的改造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会发音的、解剖学的身体的出现,而且根本上还在于声音一方面联系着身体、另一方面又联系着概念的特点。由于声音是概念与我们的肉身相关联的唯一表象,它就是身体参与话语之最终效果的代表,因此,如果概念要摆脱暧昧的身体性并实现其对象化、现成化的功用,在语言的声音中所凝聚的身体就必须被躯体化。这种躯体化的进程一方面使得现代语言学的声音话语一度与政治话语高度结合并最终与其共同进入了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人母语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引发了民间对权势化的声音话语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