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种新的生存境遇，作为“两极世界”结束后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价值多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逃避的历史事实，人类逐渐陷入理性共识的困境。人类理性共识的困境实质上是公共理性精神的危机。走向交往实践的公共理性是价值多元时代对人类单一理性的一种预防机制和对传统理性的一种有效弥补，为解决价值多元与理性共识的矛盾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不仅对于创造性地诠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当代中国追求经济民主、政治文明、文化交融、社会和谐和全球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是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在公共领域相互妥协、共融互惠的理性共识，它追求的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共赢，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和代表社会的集体、个体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利益代表在平等、理性地对话互动中对公共领域中公共事务所形成的最大共识。公共理性是平等公民的理性，是长期社会公共生活的产物，是在长期交往与沟通中所获得的受社会高度认同的理念与价值。公共理性本质上就是在公共领域的交往实践中，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社会共同利益上的交汇与平衡，是一种实践交往的公共理性。从宏观语境上，公共理性存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宪政民主社会和一定实践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完善；从主体上，公共理性的实践交往主体既是非政府组织、社会个体作为主体对于公共事件和公共利益的理性诉求，也是政党组织对公共利益的理性表达；从形成方式上，公共理性是体制内的以对话为方式的非暴力的公共利益表达和合法谋取，具有共识性和底线性，其背后是各种利益与力量的博弈。公共理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这是公共理性形成的基本规律。公共理性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以能动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和引导、规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公共理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伤害原则、自主原则、公正原则、责任原则、尊严原则等普遍的、基本的、本质性的理性原则是其形成的依据；人类的交叠共识是其形成的背景；协商对话是其形成的必经程序。 伴随着当代中国进入了急剧的多维社会转型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国际事务领域的各种问题不断凸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反映了多元与共识的矛盾问题。建立在交往实践观基础上的现代公共理性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视域，并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条有益的进路。第一，作为精神价值层面的公共理性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公共性的反思方式和价值导向，而作为客观现实层面的公共理性则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公共性的交往规则和制度保障；实现经济民主，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价值所在，也是体现公共理性的价值旨归。第二，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确立与有效运转，有赖于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政治共识的建立与形成；公共理性作为一种关注公共领域公共性问题的政治理性和实践理性，主要作用于公民社会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坚持理性多元条件下的政治正义原则，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性选择和价值目标。第三，交往实践的理性方式，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建构的理性选择，其目的是要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重建当代中国社会新的文化价值系统，而重建的过程，无疑是一种理性自觉的过程，只有形成这种理性的自觉，才能真正实现交往实践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化自觉。第四，对社会秩序或公共秩序的诉求，是公共理性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这种公共理性的社会心理需求最直接地表现为对多元的尊重和对民意的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一种足以蕴含公共理性精神成长的共同体组织形态，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这一吁求的必然产物，换言之，公共理性是和谐社会的实践理性基础，而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则是公共理性的当代建构路径；就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现状和阶段性特征而言，在诸多价值诉求中，公正优先于其它价值，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目标。第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全球需要运用公共理性的思维方式来寻求一种全球交往的价值共识，以协调国际关系，建构国际新秩序。具体地说，就是要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开放自由、互利互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维护民族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形成民主平等的全球政治交往基础和政治关系；在尊重文化价值多元的条件下，跨越多元文化的差异或重重围栏，而达至全球文化交往的价值共识。 本文采用历史研究与政治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对公共理性观的历史回溯；二是对公共理性的现代建构，重点研究公共理性的本质特征、哲学基础、形成机制；三是探讨交往实践的公共理性原则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包括培育公共理性对完善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构和谐社会、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