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推行之时,正当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在此背景下,信息储存和传输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任何信息都可转化成电子数据形式,储存和传输更加方便快捷。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应用的普及,经营者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越发频繁,给消费者带来服务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非法收集、滥用个人信息等问题。《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实施规则》是依据《认证认可条例》而制定的认证制度的具体实施规则,从认证范围、认证依据、认证程序、认证标识和认证责任等方面对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进行了整体构建。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设立初衷为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认证作用主要包括矫正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弥补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局限性。对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效用进行预期的同时,也应重视制度当前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的实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问题集中在机构设置和制度运行两方面。机构设置的问题有:依附于行政机关的认证机构缺乏独立性;统一管理导致相关机构的专业性难以保证。制度运行的障碍有:认证信息不够详细,致使申请者对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心生疑虑,选择继续观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申请完全出于自愿,缺少激励设计,导致认证申请的积极性不足。国外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认证制度发展较早,在机构设置与制度运行方面存在多种模式划分,明确模式选择,可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的完善提供方向指引。综合欧美等国家及地区个人信息数据认证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实践应用来看,可以分为国家认证、第三方认证和自我声明三种模式。其中,自我声明很难放至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框架下使用。国家认证模式以法国CNIL隐私认证为代表,表现出认证质量高、执行力强的优点,同时也存在官僚化、市场效率低、财政负担重等问题。第三方认证模式以美国TRUSTe隐私认证为代表,灵活性是其最大优点,然而却存在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制度、认证质量低、缺乏独立性等问题。认证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介乎国家认证与第三方认证之间的融合模式,而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该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模式的立法典范。政府监管下的第三方认证模式不仅较好地保留了第三方认证的灵活性,还通过加入监管机构弥补了第三方监管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国家认证的严格性,并有效克服了国家认证所面临的认证资源不足等问题。认证制度模式的选择将决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的整体完善方向。政府监管下的第三方认证模式是大势所趋,同时也适应我国的“放管服”改革要求,能够充分调动立法者、监管机构以及专业的私人机构为代表的多方力量,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制度,无疑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最佳模式选择。向着政府监管下的第三方认证模式完善,关键要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的机构设置:对开放对其他第三方机构的认证认可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附,提升认证机构内部独立性;强化监管机构对认证活动的监督,降低“认证”变成“认钱”的可能性,提升认证机构外部独立性;设立个人信息数据专门监管机构,提升监管机构的专业性。同时辅以制度运行方面的改进:通过补充认证信息、积极宣传推广以提高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知名度;对制度进行的激励设计强化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效果,提高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所带来的收益。为了充分发挥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的消费者保护效用,除了制度的自我完善还需与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建立互动联系,进一步确保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在消费者保护层面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