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浪潮中,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成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如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都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而后来兴起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也只能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制度因素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发现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但是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FDI,而国内的研究重点仍放在东道国硬环境和经济因素上,有部分文章开始从制度的角度着手研究,但是为数不多。因此本文在吸收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上,但是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立足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基础上去研究我国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希望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问题做出深入地指导。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找出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通过2002-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本文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以下几个特点：区位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我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既有一些贫穷但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又有发展水平与我国相当或稍微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科技发达的发达国家；成本最小化并不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是与我国的政策引导以及企业自身的战略目标有关。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缺乏对东道国区位因素的有效考察,特别是制度因素方面的考察；投资层次低。通过分析,本文发现目前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动机：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而且正是我国企业的多元化投资动机决定了我国企业的多元化的区位分布。我国自然资源寻求型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非洲以及亚洲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寻求型的企业则分布在全球范围内,但集中在我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相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整体的研究开发、管理技术水平较他们高,这有利于我国中小型企业发挥他们的小规模技术优势,在当地开拓市场；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则分布在欧美发达国家,这是由于发达国家有着丰富的基础科研资源、高素质的人才、高度流动性的信息市场、高效率的资本市场、成熟的产业化导向机制和能够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接口等,这些都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良好的软硬件环境支持。由于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不足,因此目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追求的效率寻求型并不是我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动机。接着,本文通过我国的金融体制、外汇制度、税收制度、审核制度以及保障制度这五个方面去探讨我国的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自2002以来,为了更好地管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正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仍存在诸多缺陷,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因此我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制度建设没能及时跟上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这将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障碍。文章又从东道国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非正式制度这四个大方面去研究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经济制度,主要包括贸易政策、与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财政政策以及金融体制。以往的研究认为东道国的贸易政策越严格,外国企业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对其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但是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却认为这要视情况而定,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BIT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理论分析认为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大。东道国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投资审批制度和劳工雇佣制度,理论分析认为东道国过于繁琐的审批会打击我国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严格的劳工雇佣制度不利于我国企业的经营,最低工资的限制、严格的员工退休金制度、解雇员工的补偿等等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非正式制度则主要包括文化、宗教、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如一国的腐败程度)等,本文认为我国企业偏好选择与我国的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一国的腐败程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复杂。基于以上的现状分析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假设,采用2003-2009年我国对世界55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的面板数据,从东道国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非正式制度四大方面探讨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的影响。通过整体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大部分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也存在部分解释变量与本文的假设相冲突的现象；另一方面,东道国对腐败的控制力度与我国的差距为开口朝上的U型曲线,说明与我国对腐败控制力度相似的国家更能吸引我国企业的投资,比如泰国,越南,印度等；随着东道国与我国的差距增大时,我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但是当这个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我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为了克服整体检验的缺陷和不足,本文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三个主要动机,利用spss软件依据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科技指数这三个指标将全部样本分成三类：第一类国家主要是一些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第三类国家则是市场规模最大、科技指数最高的发达国家,而第二类国家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发达国家,他们的GDP的平均值、科技指数居中。分类分析的结果表明：(1)财政政策的自由化程度和东道国与我国签订投资协议的情况的回归结果最为理想,这说明我国企业还是偏向选择在与我国已签订投资协议且财政政策自由化程度高的国家投资；(2)由于我国企业有限的融资渠道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导致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并不是很注重东道国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3)相较其他两类国家,我国最为不重视第一类国家的制度因素。这是由于在第一类国家投资的企业主要是自然资源寻求型的企业,他们大部分是大型国有企业,这类企业资金雄厚,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以维持国内原料来源的稳定性,却往往忽略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带给企业的负面影响。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果,就存在的问题分别从企业和政府两大层面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出政策建议。就我国企业来说,主要措施如下：采取本土化经营战略,在当地搭建企业的原料供应链条和营销网络,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就业,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通过实际行动回馈当地社会,赢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在当地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实现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我国大型企业应以“换股+现金”的混合支付模式作为并购的支付手段,而针对中小型企业则可以通过行业协会采取“组团”的方式对外直接投资；做到全方位了解东道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因素是企业今后应该加强的方面。而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合作,改善我国的资本市场结构,尽快建立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服务制度,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强有力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