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对道家与道教思想史研究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我们有必要援引中国传统学术中所欠缺的现象学-神学作为新型方法论重新思考其根本问题。比较宗教学的方法是对它的必要补充。一般说来，此二方法分别具有纵向与横向的思想维度。就前者的逻辑性而言，这种研究可以被表述为关于“中国根柢”的历史哲学。　　首先要重识的一大问题就是老子思想的主旨。受庄学与《易传》传统的儒学影响，《老子》的第一义长久以来被解读为形而上学。这与今通行本的流行有历史性的联系。但从帛书《老子》的版本价值和篇次结构看，老子思想的真义在于政治哲学。在《汉书·艺文志》的提示下，通过追溯老子跟其身前的汤武辅相（伊尹、姜尚）、管仲与其身后的稷下诸先生（含荀子，不含孟子）的道统联系，我们可以认识到老子学统被扭曲的史实及其深刻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据此可以申辩中国思想义的两大问题:一、老压其买貌台神离，是异非一，老学正传只有稷下一脉，没有庄子别支;二、儒家所追溯的“先王”道统其实属于管老政治系，不属于思孟道德系。紧接着的问题就是，韩非的注老、学荀其实是假象，他最后与老学所批判的道德主义儒学勾结为“阳儒阴法”系统，建立了主宰中国历史二千年的秦制。老学正宗在秦汉以后，尤其是在汉武帝—董仲舒以后就断绝了。至此，先秦诸子的争鸣局面彻底定型。此后，“老子”便只能作为一个外在符号被区别于道家的道教所利用。没有老学正义的失传，就没有道教的诞生。黄老道的神仙思想化与儒学谶纬化乃是从道家到道教的历史中介。　　其次，“道教”从杂而多端、涵义不明到教义、组织的规范化，是在佛教于汉末（正式）传入后的刺激下才逐渐形成的。此时的儒道已经没有了先秦时的对立，而是统一为将佛教中国化的手段。《太平经》和太平道实际上都秉承了汉代经学家的“太平”思想，是儒教内部的反对形式，其作用只是改朝换代，而儒家礼制政体不变。与此同时，符篆派道教被要求向一开始就认同礼教的政治形式的丹鼎派看齐，由此便开启了道教改革。道教改革的完成也就是其礼教化的完成。在此期间，儒生作为玄学家完成了老庄一体化、佛学的玄学化等文化改制，道教则帮助儒家完成了“老子化胡”的历史任务。道教的宗教化运动最终没能超越礼教的限定，故而作为托名老子的宗教在精神本质上像老子的哲学一样丧失了自我。　　再次，在唐宋“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中，道教理论家积极汲取玄学和佛学资源，创立了重玄学和内丹学，最终为理学的建立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学理要素。在佛学方面，“华严禅”的理事圆融说对理学的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理学家们也比较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对于道教之学对理学的更重要的作用，理学家们则百般遮蔽，以提出“北宋五子”道统为主要依据。陈景元是揭蔽此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关键人物。他对理学比张伯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不但传续钟吕、陈抟的内丹学，而且还继承了唐玄宗的老学—重玄学，最终可以证明玄学对理学的深刻价值。　　最后，理学的完成同时就是礼教的完成。金元以来，各种“新道教”涌现，以全真道和净明道为主。这一方面说明了原有形式的道教在本质上的结束，一方面暗示了道教的新形式不再是旧式的宗教管理，而是秉承着礼乐之乐的文艺精神的艺术创作。张正常、张宇初父子与明初统治者的合作，王常月与清初统治者的合作，都只是对道门内部的管理，不再是道家与道教思想史的主流。其真正的主流是庄学或庄禅之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大行其道，其本质是以乐文化的形式巩固礼文化的要求。《红楼梦》作为庄禅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高成就，以文哲统一的方式将哲学上要思考的对象表达在文学中。从现代性的角度对道家与道教思想史的古典形式作一总结，在于审视和反思中国文艺的酒神精神的本质，而不是看道门组织中的道士们最后在干什么。　　综上所述，道家与道教思想史顺次经历了哲学、宗教、艺术三大历史阶段。基于这种思想史考察，我们要从神学的高度作价值判断:第一阶段是老学政治道统及其德性正义逐步丧失的过程，是儒法合谋的历史之恶;第二阶段是道教助儒家礼教将佛法正义不断扭曲而中国化的过程，道教自身最后也被礼教所同化，而不具备真正的宗教精神;第三阶段是礼教因臻于成熟而转化为乐教的过程，庄学本质此时作为文艺美学的流行印证了庄儒貌离神合的历史真相。庄学作为心性自由主义思想与礼制僭政是一种阴阳合一的关系。通过以老反庄的形式反思道家的真正道统，进而指出儒家道统与汤武等“先王”的虚假关系以及秦朝秦制的夷族异端特征，我们可以获得批判和改善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学”资源，证明道家的未来价值在于发掘管老之学的有益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