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普通人“对体育的理解”的转变，以及普通人体育生活方式的转型。普通人如何理解体育、如何看待体育锻炼，以及参与体育活动的意愿和热情，投入体育消费的程度和比例，都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所以，我们理解社会转型的过程与走向，判断社会转型的标准和成败，离不开对人们体育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考察。体育生活方式为人们更加深刻和全面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和平台。本文以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为研究背景，以当代市民体育生活方式为基本考察对象，以市民体育生活方式的转型为线索，从大众日常生活的层面出发，结合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比较分析，探讨市民体育生活方式的转型与变迁。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市民体育生活方式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本文将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为社会和谐进步与有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在现代性背景下，体育生活方式的形成，意味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生长，代表着人的主体性的发育和凸显，表明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组织和管理个体生活。换言之，体育是人的主体性的具体体现，是人的社会性的实际表达。人既是体育活动的主体，也是体育活动的条件。人的体育需要是体育生活方式产生的源泉。在现代社会中，工业技术文明支配和统治下的人类社会，对体育的需要日益强烈并且多元化。体育的社会功能日渐凸显，成为促进人类全面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手段。市民体育生活方式的形成，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行动性因素双重影响的结果，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社会结构转型塑造了市民体育生活方式的具体形态，包括市民的体育意识、体育需要、体育消费、体育实践和体育生活。另外，社会转型也推动了个体体育实践，进一步培育了市民的体育参与意识和体育习惯，增强了市民个体的体育主体意识，加快了城市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快速发展，使体育成为一个重要实践领域。体育运动实践是主体体育意识和体育生活方式形成的共同起点。主体体育意识是体育实践的导引，是体育行为的指南，它使个体的体育意识更加清晰，使个体的体育行为更加明确、更有方向。在意识和实践的互动建构过程中，主体的体育行为由无意识的参与变成了有意识的参与，“由偶然向必然”、“由偶尔随意为之到经常有意为之”转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总体性社会中，体育与政治、体育与政权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巩固新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在体育的定位上，体育活动为国家建设服务，体育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和附庸。群众体育运动成为党和政府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国家政权建设的手段，体育本身的意义被抽离、功能被忽略。在群众参与体育运动上，政府采取政治动员方式，号召群众参与党和政府组织的体育活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代表了政治的忠诚度和阶级立场。群众除了积极参与之外，别无选择。这一动员方式，强调政治本位和行政主导性，忽略群众的意愿和需求，它将群众体育活动纳入政权建设和政治运动之中，由政府统一调度和分配资源，注重集体行动和口号的统一性、一致性，群众只是被动地响应政府的口号。政府的主导和权力的垄断，使中国群众体育运动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最终孕育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举国体制”。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进一步转型，“国家”从日常生活领域退场，“社会”空间逐渐扩大，体育从此脱离国家权力的裹挟，回归日常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与政治脱钩的体育，其自主性和自由性获得了充分释放，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很大提高，群众体育快速发展。在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中，本文从市民体育生活的参与主体、参与条件、参与形式三个方面，分析了市民体育生活方式在转型时期的变迁表现，为重新建构市民体育生活方式奠定基础。城市大众体育发展迅速，参与规模进一步扩大，群众体育的人口基础较为雄厚。在城市，参与体育生活的主体日趋多元化，市民在性别、年龄、社会阶层、需求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多样性。从硬件到软件，城市居民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的条件进一步改善，形式更加丰富，但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从体育参与格局、体育生活格局、体育发展的多元推进格局三个方面，探讨城市新型体育生活方式的构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