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五行志》爲班固所撰十志之一,該志引證洪範大義,收録了從春秋隱公元年至西漢末年共四百多件災異之事,班固將漢儒詳於考究災異、福禍、方術用以闡述陰陽五行之説録於志中。先秦、西漢時期災異之學的學理創建與闡災理論的運用大抵呈現於《漢書·五行志》之中。儒家经典保存有大量災異之事,以及陰陽五行思想,漢儒關於災異的記述只是手段,如何解讀災異之説成爲此志研究的關鍵。志中按照“五行傳”、“五事傳”、“皇極傳”三部分羅列災異事件並附於漢儒的相關解讀,認識與研究《漢書·五行志》對於更好把握西漢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第一部分從整體上論述漢代學術發展與《五行志》研究的緣由,將歷代《漢書·五行志》研究進行評述與討論,條列自該志成書後研究的一些學術觀點。第二部分主要以《漢書·五行志》中所載《春秋》災異爲基礎,對董仲舒、劉向、劉歆三人的阐災特徵進行對比分析,以志中所分災異類型爲支撐,通過漢儒闡災所選用《春秋》經傳不同爲個例,論證了漢儒所闡災異的差別與特徵。論文的第三部以大一統爲背景,結合漢初諸侯國與中央王朝的斗爭,以淮南王、濟北王叛亂、吳楚七國之亂爲例,對漢儒將災異與國家興亡,君權一統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探討。最後一部分,以西漢末年政權的腐化爲背景,用漢儒所闡發陰陽五行災異思想與社會秩序的穩定相結合的理論,將災異作爲君權社會行爲約束力量的手段,轉而成爲權力斗爭集團工具的結果進行分析。本文將《漢書·五行志》中災異與人事相對應,通過結合歷代研究者對該志不同的分析與比照,條列災異之事與漢儒所闡人事相呼映,以期窺探出漢代君王行爲與社會秩序的根本聯繫。漢儒所治“災異”與“人事”相互對應,本文以《五行志》爲底本,結合其他相關史料從中分析各種災異的類型、構成與人事的關係,探討漢儒闡發災異的標準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