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作为公共空间的普遍语言实践和重要符号资源,语言景观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区域的语言使用状况,也蕴含特定社会场域的语言使用规范与主体选择,是多重因素、多元主体的互动产物。语码使用是语言景观研究的核心议题,已有文献多聚焦语言景观的语码分布特征以及强势语码的使用规律,对于方言等弱势语码的探讨较少,也鲜有对语码混合现象进行充分细致的实证描述,将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与语言政策、标牌参与者等要素进行整合性探讨的研究较为匮乏,难以勾勒语言景观背后隐藏的语言地位关系与相应的形成机制。同时,现有的语言景观个案研究多侧重于旅游区、商业区、外国人聚居区等空间类型,对中国城市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典型空间情境——历史文化街区缺乏充分关注。作为城市的立体博物馆,历史文化街区延续着城市文脉和集体记忆,也是城市更新变迁的重要“发生地”,兼具原真性、地方性、现代化、国际化等多重发展需求,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新常态的特色语境,是研究复杂语境下语言景观形成机制的理想场域。为此,本文选取广州市三个典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研究个案,结合场所符号学与多语信息类型学等理论视角,细描中国情境下各街区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规律,并对语言政策、标牌参与者等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考察和理论阐释,探究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形成机制。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有何特征?各语码的功能及地位关系如何?（2）语言景观相关的政策规范如何影响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3）标牌参与者如何影响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针对第一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法,在广州市北京路、上下九路及恩宁路三个抽样区收集3488个标牌样本,系统分析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中不同语码的形式特征及其背后隐藏的语码功能、地位关系。结果显示: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具有可见性、凸显性和杂糅性等主要特征,呈现出多语并存、主体多样和高度融合的整体面貌。其中,语码的可见性和凸显性分析结果共同验证了在多语背景下的语言景观中,官方语言（汉语）是最优势语码,国际通用语（英语）是第二优势语码的普遍规律;非通用语言及方言也保留了一定的可见性;官方标牌和非官方标牌在语种选择、语码偏好、字刻形式、多语信息类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层积现象。语码的杂糅性主要表现为语内混合和语际混合:汉语的语内混合现象普遍,主要包括简体字、繁体字、汉语拼音及粤语语码之间的融合,粤语在与官方语码、主要外语的博弈下,在公共标牌中出现被边缘化的趋向,一般以汉字谐音、粤语拼音、方言词或粤语语音等方式,在公共书面语言空间中隐性存续。语际混合则通过多种语码融合并用的方式实现不同语码的多向交互、语码属性边界模糊化。总体而言,汉语保持了绝对主体地位,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并重。英语是第一辅助语言,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兼具但互为消长。非通用语言和方言使用有限,主要发挥象征功能和经济价值。研究结果揭示了多语背景下语言景观语码间的竞争性张力和动态融合。与此同时,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具有共时和历时共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叠加的特点。历史文化遗址遗存标牌及建筑字刻繁多、老字号商铺招牌语码层积等现状均折射出该类街区的历史文化演变,深刻形塑了街区的物理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建构了该类街区原真性、地方性、现代化和国际化交叠的独特语境:“原真性”主要表征为繁体字、传统文字矢量（从右到左的阅读方向）、书法字体等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语码呈现形式,“地方性”表征为不同形式的汉语变体尤其是粤语的使用,“现代化”则体现为英语的普遍使用以及通过二维码实现的实体空间语言景观和虚拟空间语言景观的叠加,英语和非通用外语的使用则表征了“国际化”意涵。针对第二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70份国家层面和广州市地方性政策文本的深度挖掘,明晰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政策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从政策维度阐释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规律。结果表明:政策主体以并行性和交叉性并存的多部门监管为主;政策目标以工具性和人文性价值为指向,相关条文主要涉及标牌用语用字的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以及价值规约等内容;政策工具以督促与指导的柔性引导为主,侧重事后环节的惩处性和纠偏性规制措施。就作用机制而言,相关的政策规范为自上而下传递政府治理导向、自下而上规范多元主体的标牌实践提供了约束性边界。政策规范的正向效用主要体现在调控语码使用秩序和倡导历史文化价值两个层面,既为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语码选择、用字规范提供标准化依据,也为语言治理和语言景观实践提供历史文化价值规约,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主体多样的实际面貌。由政策规范推动的街区空间治理和语言治理实践对三个街区语言景观的多语格局以及官方标牌与非官方标牌的语码使用差异有直接影响。与此同时,既有政策规范存在的碎片化、粗放性局限可能构成语言景观政策规范落实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和潜在偏差,导致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与政策规范的理想愿景间出现落差,也造成了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历时层积现象以及语码使用的历史文化内涵缺失等现状。针对第三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基于对12名官方标牌创设者、20名非官方标牌创设者以及对65名标牌受众的访谈和调查问卷结果,探讨了标牌参与者对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语码使用的影响,为系统认识语言景观的形成机制提供标牌参与者层面的因素阐释。结果表明:标牌创设者的语言态度与其自报的语言能力相关,对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态度整体趋同,按积极评价由高到低依次为汉语、英语、非通用语码。标牌创设者的语码选择动机主要来源于语言规范意识、语言功能认知、语言情感驱动以及语言能力掌握四个方面。官方标牌创设者的语码选择以官方语言（汉语）为主、国际通用语言（英语）为辅,主要出于政策遵循和信息通达的考虑,注重语码使用的规范性、交际功能以及蕴含的国家认同;非官方标牌创设者的语言态度更为开放多元,在公共标牌中偏好选择有声望、有地位的官方语言或国际通用语,同时也倾向于有限使用非通用语码或其他语码创新形式以实现语言的经济价值、象征功能或表达身份文化认同。相比之下,标牌受众同样具有高度的复合型语言认同和开放包容的语言态度,对不同语码的积极评价率按由高到低依次为汉语、英语、非通用语码,对粤语及非通用外语的评价分化较大。标牌受众在标牌阅读中倾向于优先留意并依赖熟悉的语码获取信息,对谐音双关等隐性粤语使用以及语际混合形式较难感知;受语言能力和语码偏好的影响,对语言景观语码中实际出现的语码不一定能充分解读,往往通过语言感知在心理层面对语言景观的可见性和凸显性进行重构。研究结果为标牌参与者对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形成的能动性建构提供了佐证。整体上,本研究立足中国城市发展新常态下特有的历史文化街区语境,基于丰富的标牌样本,提炼出“可见性—凸显性—杂糅性”三个基本特征用于描述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规律,并将语言景观的成因分析扩展至更为宏观的政策规范和参与者因素探讨,尝试性地构建出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相关发现有助于拓展中国情境下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图谱和实证经验,并为有针对性地建构历史文化街区的多语景观、制定语言景观政策规范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等提供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