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思想观念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生活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新鲜事物的不断涌现在丰富了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安全、不确定因素。社会上所发生的部分恶性案件,使得人们处于一种“人人自危”的假象境地,从而促使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比以往更加渴望。在此背景之下,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失范行为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而刑法学界对于本罪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具有较大的争论,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和标准,本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仍处于模糊之中。因此,本文在分析造成本罪扩张适用的原因后,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提出相应的建议,并将此建议应用到相关的案例之中,以期对正确适用本罪提供一些参考,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贡献一点力量。全文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扩张适用的现象及出现扩张适用现象的原因。近十年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司法审判中,涉及本罪的案件数量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涉及本罪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相对应的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在不断地出台,恰恰反映出在一线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本罪的适用是存在着较大的疑问的。然而,造成本罪逐渐成为“口袋罪”这一结果的原因并不是舆论对司法的影响,而是在于本罪罪状自身的三个特殊之处:本罪中“其他危险方法”的规定过于模糊、抽象;对于本罪中“公共安全”即法益的理解范围并不一致;对于本罪的危险类型的采用标准也并不明确。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范围的合理限定。在判断某种失范行为是否符合“其他危险方法”时,要使用同类解释规制将其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同一法条中的其他四种行为作对比,使“其他危险方法”具有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相同的危险相当性,具体是指直接性、失控性、单一性、高度盖然性等特征。通过多组案例对比,说明本罪中的“公共安全”应是具有“社会性”组成特性的现实或可能的多人的健康权（重伤）、生命权（死亡）,排除单纯的财产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安宁。在排除准抽象危险犯理论的适用条件后,通过对比本罪采用抽象危险犯理论和具体危险犯理论后的不同后果,本罪采用抽象危险犯理论标准时会产生较多刑法适用方面的问题,而当本罪采用具体危险犯理论标准时不会产生这些问题,故此本罪应采用具体危险犯的入罪标准。第三部分主要是对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造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张适用的案例进行重新审视。以明确后的本罪的适用范围和限定条件为标准对违反防疫措施类、高空抛物类、无人机“黑飞”类、妨害安全驾驶类和盗窃窨井盖、消防设施类等五类失范行为重新认定,严格限制将违反防疫措施行为、高空抛物行为以本罪论处的适用范围,将无人机“黑飞”行为、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盗窃窨井盖、消防设施行为排除出本罪的适用范围,从而达到对本罪的限制适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