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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和积极参与。印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发展中国家,却由于对“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谨慎和疑虑,没有明确表示在此倡议框架下进行合作。为了解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消极态度的原因,本文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方法对中印两国主流英文报刊“一带一路”报道中话语策略和国家身份建构进行对比研究。
本文选用道琼斯Factiva新闻数据库,以“Belt and Road”为关键词,以2013至2019年中《环球时报》的204篇和《印度时报》的237篇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为语料,通过话语-历史方法中的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论辩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强弱化策略五个方面,结合意识形态方阵,对《环球时报》和《印度时报》中“一带一路”相关报道的国家身份建构对比分析,旨在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1.《环球时报》和《印度时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报道话语策略是如何运用的?
2.《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通过话语策略在建构“我者-他者”身份中存在哪些差异?
3.导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研究发现,《印度时报》通过命名策略,采用消极和贬义的隐喻表达对“一带一路”进行消极构建;在述谓策略的运用上,消极谓词对“一带一路”的过度修饰表明“一带一路”损害印度利益;在论辩策略层面,使用危险/威胁和无用/无效的惯用语句构建了消极“他者”形象;在视角化策略层面,通过间接引语和模糊的消息来源的引述方式,对中国依然进行负面建构;在强弱化层面,《印度时报》中的插入语,隐喻等方式表明其对“一带一路”的怀疑态度。
《环球时报》在命名策略中,指称和隐喻表达均是积极和褒义的词汇;在述谓策略上,使用具有积极语义韵的谓词,指出“一带一路”将为两国带来长久利益;在论辩策略方面,使用有用/有效,责任和历史的惯用语句构建积极“我者”;在视角化策略中,通过直接引语和明确的消息来源,强调“一带一路”的积极影响。强弱化策略方面,通过倒装句,介词短语将“我者”刻画为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者。
总体而言,《印度时报》运用消极话语策略强化“他者”消极信息和弱化“他者”积极信息,将中国塑造成殖民者和威胁者,自我为受害者和国际秩序的捍卫者。《环球时报》中“他者”并非是主旋律,而是以“我者”视角展开,用积极话语策略强化“我者”,把我方表征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方为“一带一路”的贡献者,参与者和受益者。
上述差异的原因是由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造成的。印度受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担心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崛起,对中巴经济走廊忧心忡忡,因此在报道中唱衰“一带一路”。而中国对印度正面的报道符合中国同印度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原则,明确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立场。
本文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方法对中印“一带一路”报道中话语策略和国家身份建构进行对比研究。在现实意义上,不仅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外传播话语中如何构建良好的国家身份具有借鉴意义。在理论意义上,本文将历史-话语方法与新闻话语结合,为话语分析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及分析方法。
本文选用道琼斯Factiva新闻数据库,以“Belt and Road”为关键词,以2013至2019年中《环球时报》的204篇和《印度时报》的237篇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为语料,通过话语-历史方法中的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论辩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强弱化策略五个方面,结合意识形态方阵,对《环球时报》和《印度时报》中“一带一路”相关报道的国家身份建构对比分析,旨在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1.《环球时报》和《印度时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报道话语策略是如何运用的?
2.《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通过话语策略在建构“我者-他者”身份中存在哪些差异?
3.导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研究发现,《印度时报》通过命名策略,采用消极和贬义的隐喻表达对“一带一路”进行消极构建;在述谓策略的运用上,消极谓词对“一带一路”的过度修饰表明“一带一路”损害印度利益;在论辩策略层面,使用危险/威胁和无用/无效的惯用语句构建了消极“他者”形象;在视角化策略层面,通过间接引语和模糊的消息来源的引述方式,对中国依然进行负面建构;在强弱化层面,《印度时报》中的插入语,隐喻等方式表明其对“一带一路”的怀疑态度。
《环球时报》在命名策略中,指称和隐喻表达均是积极和褒义的词汇;在述谓策略上,使用具有积极语义韵的谓词,指出“一带一路”将为两国带来长久利益;在论辩策略方面,使用有用/有效,责任和历史的惯用语句构建积极“我者”;在视角化策略中,通过直接引语和明确的消息来源,强调“一带一路”的积极影响。强弱化策略方面,通过倒装句,介词短语将“我者”刻画为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者。
总体而言,《印度时报》运用消极话语策略强化“他者”消极信息和弱化“他者”积极信息,将中国塑造成殖民者和威胁者,自我为受害者和国际秩序的捍卫者。《环球时报》中“他者”并非是主旋律,而是以“我者”视角展开,用积极话语策略强化“我者”,把我方表征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方为“一带一路”的贡献者,参与者和受益者。
上述差异的原因是由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造成的。印度受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担心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崛起,对中巴经济走廊忧心忡忡,因此在报道中唱衰“一带一路”。而中国对印度正面的报道符合中国同印度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原则,明确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立场。
本文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方法对中印“一带一路”报道中话语策略和国家身份建构进行对比研究。在现实意义上,不仅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外传播话语中如何构建良好的国家身份具有借鉴意义。在理论意义上,本文将历史-话语方法与新闻话语结合,为话语分析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及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