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各种能源的利用是不可分离的。伴随着人类对各种能源开发和利用,能源问题日益显现。能源枯竭以及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全球的重大焦点问题。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的时候,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激增更是受到了全球的关注。因此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不仅是中国自身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承担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而研究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因素就显得十分有意义和必要。首先,本文在对中国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及其包含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总量、产业结构、工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贸易、能源价格变动在内的经济因素,技术创新(水平)表示的技术因素以及政策体制因素、人口因素在内的众多影响因素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的基础上,再结合考虑了能源价格变动对技术创新(进步)的诱致作用以及技术创新(进步)的“反弹效应”(在模型中添加能源价格变动与技术创新(进步)的交互项以及技术创新(进步)水平变量的二次项),建立了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并通过回归分析探讨了影响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作用。其次,用逐步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并最终确定用于分解的回归模型。并且将技术创新(进步)因素分别用专利授权数、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科技活动人员数等指标进行变量替换,检验了分解模型的稳健性。在分析中,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能源价格变动、技术创新(进步)以及政策体制因素是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再次,在分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影响因素进行回归的基础上,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对地区间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在分地区回归时,我们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技术创新(进步)的指标,对于高能耗地区和低能耗地区,虽然除了城市化水平之外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影响水平有所差异,但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不同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至于城市化水平,在低能耗地区,其对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在高能耗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于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十分显著,而且呈现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费强度有一种提高的趋势,这一方面反映了城镇人口的人均能源消费要远远高于农村人口的人均能源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提示中国,尤其是高能耗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更加关注城市化对于能源消费强度降低所带来的压力与问题。此外,我们采用专利授权数来表示技术创新(进步)水平时,技术因素一次项和二次项对高能耗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均显著;但在用科技活动经费来技术创新(进步)水平时,二次项变得不显著;而在用科技活动人员来表示技术创新(进步)水平时,无论是一次项还是二次项对于高能耗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在高耗能地区的科技投入产出机制存在很大问题。至于地区间能源消费差异影响因素的分解,我们发现技术创新(进步)因素用不同指标的变量替换,整体的分解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即在影响地区间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FDI以及技术创新(进步)是最主要也是最显著的三个因素。在三种情形下,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技术因素,再次是政策制度因素。不同的是采用不同指标对于具体某一个因素的贡献率水平有所差异,我们发现采用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情形与采用其他两个指标的情形差异略大。在采用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情形下,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率和所有经济因素的总和贡献率明显低于采用专利授权数和科技活动人员的情形,技术创新(进步)的贡献率(也即技术因素的总和贡献率)又明显高于用其他两个指标的情形。最后,对中国地区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以及缩小地区间能源消费差异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适度推进城市化进程,鼓励可持续消费,积极发展可持续交通与可持续建筑。扩大外资引进规模,提高外资引进质量。积极推进能源价格的形成和调整机制改革。稳步提高科技投入比例,大力推进节能领域的自主创新,加快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研究与开发。完善政策节能减排的财政投入和财政补助机制,完善节能产品的政府采购机制,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以及加快各种能源相关政策法律的制定,加强政策法律的执行力度,强化政策法律执行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