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大量的外国小说被引入中国。其中柯南·道尔爵士笔下以福尔摩斯为主要人物的侦探小说则成为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最广为流传和最受欢迎的一个类型。本文主要对这一时期首次进入中国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的翻译情况作了一个较为详尽和系统的研究。近些年来,翻译的研究开始渐渐向文化方向发展,尤其是翻译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以往一些从纯语言学角度上难以解释的问题,在文化视角下,往往能迎刃而解;很多对一些翻译作品的偏见和误解,如果重新以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视察,便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认识。以色列学者吉蒂昂·图里的描述翻译学和其中的目的语中心论便是翻译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评判的翻译的好坏正误应该以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情况为中心,而不以是否忠实于原文为唯一的标准。笔者认为,清末民初时期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许多翻译现象均是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以及翻译在目的语国家的功能后而为之的。所以,本文将以图里的目的语中心论作为其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首先介绍了清末民初时期福尔摩斯侦小说在国内出现的各种不同译本,各种译本的译者,出现年份,以及一些相关的历史信息。然后,作者分析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各种翻译小说中脱颖而出并大受欢迎的原因。这其中既有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本身的一些独有的优势和特点,比如说简单易懂理解,题材吸引人等;同时,它的流行与当时的中国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小说地位的提升,小说的教育功能,新闻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城市的迅速扩张,都为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的流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接下来,论文的核心部分将通过目的语中心论,大量对比分析福尔摩斯原文和清末民初时期的译文,解读清末民初时期译文中各种独特的翻译现象的原因和背景,从而能对这一时期的译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看法。通过这样的实例对比分析,一方面更明确地阐述了作者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证明的目的语中心论在分析清末民初时期福尔摩斯翻译小说中的实际可行性。与此同时,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翻译也对中国的小说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推进了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的诞生,同时也给国内小说创作带来许多新颖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技巧,促使中国小说向现代小说时期发展。在这一部分,作者还重点介绍了程小青和他创作的一霍桑为主角的侦探小说。最后,作者在此阐述了自己的论点,并通过目的语中心论对清末民初时期福尔摩斯的翻译小说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