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后半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进程也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是各主要国家贸易成本的下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数量也在快速增加。此外,在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包含了更多高标准的“WTO-X”条款,如竞争政策、资本流动、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这两种经济现象的在同时段涌现,似乎在表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抑或是包含更多“高标准”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与贸易成本的下降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然而,学者们对于二者之间的定量研究大多将自由贸易协定视为虚拟变量考察其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事实上,自由贸易协定之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忽视这种异质性往往会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因此本文改变了传统的将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虚拟变量的做法,计算了国家组合(country-pair)间自由贸易协定的实际数量以及核心深度,尝试打开自由贸易协定的“黑盒子”(black box),考察其在“量”和“质”上的不同对贸易成本的异质性影响。以196个国家两两配对共19110个国家组合1995—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本文对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成本的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不管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还是其深度在过去20年间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而贸易成本在同时期则经历了大幅的下降,这一结论对于农业、制造业、整体三个部门层面来说都是基本一致的。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及深度分别作为核心变量考察其对农业、制造业以及总贸易成本的影响,并利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数据来处理自由贸易协定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对自由贸易协定影响贸易成本的理论机制进行检验,分别构建了以关税、制度距离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此外,本文更进一步的分析了两代贸易政策对贸易成本的异质性影响,最后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还是深度的增加,其对制造业以及总贸易成本的影响均显著为负,但对农业贸易成本的影响恰恰相反,是正向的;第二,忽略自由贸易协定的内生性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的影响;第三,关税和制度距离均在自由贸易协定降低贸易成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会显著降低关税、缩短制度距离,进而降低贸易成本。第四,无论是否考虑其法律可执行力,两代贸易政策议题对贸易成本的影响都是相差无几的,但考虑法律可执行力之后,二者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均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实际情况,本文为我国自由贸易协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针对性的建议:第一,积极拓展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第二,迈向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建设,提高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质量。第三,明确核心利益诉求,寻求利益诉求的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