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由于主要面对的是分散的小农和乡村中小企业,不仅金融交易规模小,次数频繁,无抵押担保或抵押较少,建立信用所必需的信息难以获得,而且要求金融服务简便、灵活、及时,加上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的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和生产的分散性以及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并存性等特征,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资金的使用成本和农村金融的交易风险比较高,而收益则比较低。现代化的、有组织的正规商业性金融,不仅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而且,它们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规避风险的制度和方法,还阻碍甚至禁止农村金融交易的发生。结果是农村的投资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条件下,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刚性需求,必然导致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机制。因此,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政府常常被赋予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财政和金融支持的重要责任。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增收关乎着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至今,连续6年的一号文件也凸显其特殊地位。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我国金融、财政对促进农民增收的经济效率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是这些文献大多基于全国整体情况出发,相关结论虽有统筹性的指导意义,但在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资源禀赋各异、产业导向发散的中国具体国情下,未免缺乏地方适用性。并且,限于政策实施效率难以提升的痼疾,更是鲜有实证分析我国西部地区金融、财政支农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东西部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双重现实,西部地区的农民群体已经成为落后地区中的弱势群体,成为最需要政策和资金扶助的对象。因此,如何提升西部地区金融、财政支农水平以及二者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全局调控方面的效率,进而加快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最终提高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将是目前亟待研究的课题之一。另一方面,在抑制和缩小东西部区域经济差距的“均衡发展”政策背景下,建立以“重庆、成都、西安”三城为轴心,“川、陕、渝”三地为广义空间范围的“西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第四经济增长极,以辐射整个西部经济发展的命题,已在2009年3月人大二次会议后正式进入论证阶段。对农民收入与金融、财政支持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梳理,更快提高该地区占总人口3/4以上的农业人口收入水平,也将成为“西三角”经济圈的命题下一个最为现实和务实的问题。当然,与成功设立并已形成规模效应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特区相比,“西三角”地区除了具有融洽传统文化的拟合优势之外,交通不便、省域间产业经济与政策导向差别较大、核心城市与其他地区间二元结构明显等客观性不足势必增加实证研究过程的难度及其研究结论的适用性。鉴于此,本文以1985-2007年“川、陕、渝”三地区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在对“西三角”整体区域中农民收入与金融、财政支持间所体现的相关特征进行分析的同时,又在其分支层面上特定比较研究了“西三角”内部川渝经济圈与陕西省在相应指标关系上各自的特征。统分结合的实证结果,将为我国“西三角”经济圈的论证中抑或整个西部经济发展中“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进一步的经验依据。本文将讨论的内容分为绪论和四章,第一、第二章为理论部分,第三章为实证研究部分,第四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目的和意义、篇章结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第一部分,文献综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动态和最新进展进行回顾。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理论基础、模型推导、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通过计量工具对“西三角”金融、财政支农的经济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第四部分,本文的结论,结论的进一步探讨和政策建议。本文以金融发展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综合Odedokun经济效率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采用数量分析中时间序列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具体步骤如下：一,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利用ADF单位根检验说明变量的平稳性及单阶整数；二,若变量均为同阶单整,则基于向量自回归理论VAR利用上述理论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三,利用协整关系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当变量之间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模型的调整速度和变量间的短期影响；四,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讨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五,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数据处理和计量分析采用excel2003和evi.ews5.0软件。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985-2007年间“西三角”：地区整体层面和分支层面的金融、财政支农水平对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缺乏经济效率；在面临农民收入的短期波动时,陕西省的金融、财政支农表现出一定的调整作用,但川渝经济圈以及“西三角”整体层面则仍然处于无效状态。其次,“西三角”整体区域及内部的川渝、陕西两地的金融支农水平变动与农民收入变动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当然,这种因果关系在长期内引致了金融支农水平和农民收入反向变动的协整关系。第三,在未来10年内,“西三角”地区两个层面的金融支农水平对农民收入变动的冲击影响和贡献率均明显大于财政支农。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计量方法对“西三角”整体区域和川渝经济圈、陕西省三个样本空间的金融财政支农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样本空间选取和相关结论均有创新。不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无法反应不同阶段的支农效率变动。本文的样本空间为1985-2007年,时间跨度近5个“五年计划”。而在不同历史时间段内,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的经济效率必然呈现出不同效果。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只能反应一个较长时期内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效率的整体情况。第二,金融支农研究的局限。金融支农的风险规避性决定了支农信贷对象主要是乡镇企业或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民并促进其增收,但整体农民收入变动平均水平上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三,我国财政政策对“三农”的资助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直接财政支出、税收政策优惠、转移支付。但本文在财政支农的指标设计上仅采用直接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针对如何更好发挥金融、财政支农对“西三角”经济圈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优化金融支农的结构功能和制度安排。明晰商业性、合作性、政策性金融在支农领域的功能定位,通过政府的担保、贴息和补偿等方式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经营风险,重塑农村金融市场主体进而引导农村资金回流；另一方面,鉴于非正规金融在改善农村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在加强风险监管的基础上,促进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化成长并提高其支农自由度。第二,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鉴于财政支农对未来时期农民增收的作用较为微弱,因此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效率成为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首先,应对较为臃肿的涉农机构精简,同时缩减行政事业费用支出转而增加生产型和科技型支农费用支出,优化财政支农结构从而提高支农效率；其次,应加强政府内部行政管理,建立健全支农资金专款专项管理制度,排除其他部门对支农资金运用的介入,减少财政支农资金的挤占。第三,在提高支农效率的基础上,继续强化金融、财政支农水平。必须看到,农业作为一个弱质产业,在世界各国的均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得以良好发展,尤其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和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均可以在长期内稳定地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金融创新,根据农民客户的不同特点,从信贷的期限、额度、还贷方式等方面设计出相应的金融产品以提升信贷水平；财政支农方面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转移支付功能,同时增加对生产型和科技型支农项目的预算,弥补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金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