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贯穿清代书法碑学的独特审美理念为辐辏，把相关的书法创作、书论及时代精神脉息和作为碑学主体之士人的生命情调、人格气象融摄为一个有机的诠释系统，对清代书法碑学的发生与建构作了审慎而尽可能切近其真趣的探讨和阐释。　　其摘要如下:　　1、对两种艺术史阐释思路的省思:李泽厚先生以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套解艺术史的研究理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失误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对人的自由内涵仅从对待性向度（外向度或“权利”向度）理解的局限及对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幸福价值一元论的片面认同。因而，本文将在根本上作一思路的理清和研究方向的调整，拟以整全的人的价值追求——至少包括身心的幸福和人格的高尚——切入中国艺术史的考察，在悟解传统人文精神中“士志于道”的基础上，领会其涵育下的审美理念以及艺术史上不绝如缕的创新活动，重申中国传统艺术内在超越之灵韵。　　宗白华先生从人的内在自由（自由的内向度或非对待向度）和超越性角度把握艺术史的研究理路，对于本文切入明清书法史研究的启发在于:必须从明清时期人的内在超越追求、人文之“道”涵养下的士人生命情调和人格气象、由此引发的审美理念祈尚的考察切入那段书法史，才能更为贴切地把捉那个时代书法艺术创作的命脉。　　2、本文的研究思路:追寻清（代）书法碑学发生与建构的儒学契机。传统书法艺术浓烈的人文特质、伟大而崇高的格位和恒久而丰沛的创生力，其托底的动力来源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人文教化——它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先觉者对人的内在自由和生命境界的关注和提撕。原儒精神以其自由而自律的生命力度和崇高的人格理想追求，感染、引领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为之不懈地奋斗。在这种自觉的人文传承中，士人展现出丰富的多层次的生命情调和人格气象。而他们所追求的诸多核心审美理念——譬如:高古、雄浑、厚重、沉郁、顿挫、峻烈、豪壮、悲怆等等——正是通过人格美的赏鉴、品题提炼、延伸而来的。传统士人身上所表现出的人生而艺术、艺术而人生的圆融，是一体两面、相融互摄、灵动泽透的整体，所以士人精神传统和气质的嬗变自然会直接引发审美理念的变迁和相应的艺术形式的变革。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先前人们更多地从庄禅那里寻找艺术閟机后，本文情愿作另外一种探索，即以儒家学说所陶养的士人之生命情调和人格气象来理解清代书法碑学的发生和建构。因为在笔者看来，清代碑派书法和碑学理论所涵贯的审美理念或审美价值取向主要在于高古、雄浑、厚重、沉郁、壮伟、悲怆等，而至少这是无从由庄禅境界得到全面诠释的。　　3、碑学的发生:笔者将清代碑学的发生追溯到中晚明传统帖学的变革，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碑派书法的基本风格和碑学审美理念，譬如崇高、雄强、遒劲、重气骨、尚“丑”、拙等等，都是从中晚明帖学变革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　　以往的书法史大多以“浪漫主义”来解释中晚明帖学的变革，实际上，其内摄的“权利”主体内涵并不适合用来解释更多地作为“境界”主体的传统士人。明代中期心学的崛起，以道德人格为主体重心，其涵养下的士人以其狂者人格气象直接激发了“尚气势”的书法审美风尚。　　在此风尚下，徐渭狂放的意兴追求和独创的狂草、晚明四子的“独标气骨”和形式突破、傅山的“以骨气胜”、“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和碑学先导，都为清代碑学的萌发作了拓展性的铺垫。　　4、碑学的崛起:书法进入清代，以研习秦汉篆隶和唐楷为尚，审美取向转入推崇法度严谨、整饬、沉凝、厚重和节制的风格，张扬四射的艺术创造个性似乎收敛了光芒。但深入体会，崇高、雄强、遒劲、重气骨、尚“丑”、拙等内在气质仍隐帅其间，只是进取、宣泄的速度因素减弱，而固守的体积、面积因素增强，激越与动荡变为厚重、沉凝而雍穆。审美理念的调整和艺术新变的契机在于儒风士行在变迁中的守持。　　“士志于道”的方式在明清易代之际发生了剧烈转向。经世致用精神所激起的崇高道德人格和经天纬地的浑厚襟怀，直接引发了书法领域对秦汉篆隶和魏碑的推重，以高古、朴厚、遒劲而磅礴的气势为尚。而与之相系的道问学思潮以求实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怀疑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其学术气象厚重、沉实而具开拓性。这直接导致了金石学领域的尚碑运动:对碑学审美理念的提撕、对碑版资源的开掘以及对唐代以前书法史的重新梳理和论证，最终促成了碑学谱系的开出，打破了单一的帖学思路和盲目的经典崇拜，在看似二元对立的碑帖分辨中，拓辟出开阔的书法资源天地。　　朴学思潮下士人的学者化和学术专门化，直接影响了书法艺术的民间化、职业化和学科独立。与晚明书家以上层士大夫为主体的局面大为不同，清代影响巨大的碑学主要是由学者书家和民间专业书家共同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士人流变带来的士风变迁，对书法艺术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士人与王权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常处于一种进取、紧张、对抗、痛苦而焦灼的状态，而清代士人与王权政治的关系是疏离冷淡的，激烈的正面冲突退隐了而代之以民间的沉潜，“拙”和“藏”里内蕴的则是对“道”本身的固守和拓展，因此显得沉着、端和、从容，充满了精神境界的高大和自足感。因此，在书法艺术的表现中，积极进取和猛烈宣泄的速度因素明显的减弱了，而固守的面积、体积因素突显，进攻腾挪的态势转换为泰山不移的坚守和宏大力量，清代士人更是以相对静态的方式表现内藏的积极力量和高卓的生命境界。　　5、碑学的深化:在创作上，清代前中期的碑派书法，始终围绕高古、丰伟、厚重、朴拙这些清初就奠定了的审美基调进行探索。前期还在模仿、试验、摸索，在趋向和接近这种境界，经历了仿《曹全碑》期和扬州八怪标新立异的熔冶试验，到中期则由邓石如和伊秉绶创造性地实现了这种风格表达。但在盛世之风和调和的士人心态下，又表现为与雍穆、雅正、清超风格的结合，在结体和章法上的变化不大，以整饬严谨为主。　　在理论研究上，到中晚期出现了几部总结碑派书法的理论专著: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正式确立了碑学审美观并由此开出了碑学传统。包世臣的《历下笔谭》和《述书》，梳理了清代以来推尚的书法审美理念、品评标准、历史经典、当代经典以及相应的笔法，形成了从价值体系、史论、当代评论到书写创作技巧总结的碑学体系。刘熙载的《书概》，以富于人性深度的思维张力，融摄了书法史的各种资源，并提炼出灵活多变的笔法，在包世臣理论未遑深入的本体论上，探讨了书法的气质风格以及与人的性情和价值追求的深刻关系，将对书法艺术活动的反省推进到高度自觉的生命境界层面。　　由此可以体会出，碑学在建构的过程中对整个历史资源巨大的运筹和吞吐的气魄，碑学的崛起激活了整个书法史，其元气淋漓的进展过程可以说是整个书法艺术再度绽露生机而走向新的成熟的过程。　　6、碑学的发扬:晚清国运衰变之际，儒学内在传统再次转向经世致用。同时，思想界还产生了“运会”、“变局”、“自强”、“西学”、“维新”、“变法”、“民族国家”、“主权”、“人权”等新的富于祈向性的观念，它们向各个领域延伸辐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期间，士风和审美理念的变化首当其冲。“运会”、“变局”这一看似对时局的客观表述，实际蕴含了巨大而沉重的、不可抗拒的灾难感和命运感，它们引发了最为激越痛切的士人情感波动。从最初普遍的悲愤、沉痛心态到悲壮豪放的英雄气质、以至沧桑悲怆的复杂心绪，始终都以时代的变局为凝重的精神背景。而维新、变法、自强和权利意识的崛起，则突出地表现在要求文艺适应时代需要大胆变革创新，并以追求雄强的审美风格和张扬的个性特色为尚。　　在此风气中酝酿产生了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他在以往书论家所作探索的基础上，将丰沛的审美体验和巨大的鼓吹热情贯注于所论，鲜明地张扬碑学审美理念，使碑学在经由沉实的积淀、深刻的融摄后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概括均臻于成熟。从一定意义上说碑学可谓民族精神的象征，在民族危难之际它喻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信心和可能的抱负。从此碑学以其高古、雄强、浑穆而奇逸的审美风格确立了自己在书法艺术中的崇高地位，彻底改变了传统帖学一统天下的陈旧格局。它蕴藏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昭示着人文传统中儒风、士行所祈向的某种虚灵的心灵境界。　　时风的激励和理论的鼓吹促成了晚清碑派书法的繁荣，篆、隶和魏碑诸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创作高峰，产生了赵之谦、吴昌硕、何绍基、康有为等一大批碑学大师。其创作风格业已走出前中期的整饬，更多地体现为雄逸、恣肆和奇崛，结体和章法上的大胆创新迭出，使表情达意的个体丰富性及与之相应的对人性的解悟，都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最具开创意义的则是碑帖熔冶的经典的诞生——沈曾植独创一格的碑体行草。相对于同时代的大多数碑派书家，沈曾植多了一份时代的沧桑感和人文关切的焦虑感，他以其深厚的精神底蕴和艺术敏感性，深刻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士人气质乃至民族之性灵。他不仅成功地熔冶了碑帖，而且将心灵表现的高度拔升到悲怆的境界。至此，碑学经过批判帖学到激活、熔冶帖学，达到了自身创作的高峰，迎来了书法艺术又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　　7、碑学的启示:本文探究整个碑学发生与建构的过程，乃在于希望以个我的生命契接历史的运会，真正复活那些剥蚀的碑帖、凝固的创作和寄寓了前人灵魂的书论文字，找出那些背负历史瞩望的杰出生命化入灵动变化的书法形式之契机。通过体会传统士人的精神和情感处境，寻找感性体验与时代审美理念相互感发、诱引的机制，领略人生而艺术、艺术而人生的价值互证之真谛，进而重申传统艺术内在超越之灵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