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第一章论述了《汉书·艺文志》形成的三个主要条件:一是学术的繁荣,二是当权者对典籍的重视,三是目录学自身的发展。汉代由初定变为繁荣的过程,也就是统治者们弃武修文的过程。他们这样做,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不完全是由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决定的。汉代学术纷繁,统治者们为了规范学术,以利于其统治,必然要加以清理,其所谓“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根本意义正在于此。远古时期已有书籍的原始自然分类。刘《略》、班《志》的出现是对此前目录学的继承和发展。论文第二章论述影响《汉志》分类的三个因素:前人分类思想、当时的学术存在以及学术的盛衰。《汉志》的分类既是对前人分类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学术进行分类整理的结果。儒家不入《六艺略》,乃是当时的学术等级使之然。不过,儒家冠于诸子,正是汉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在目录学上的反映《汉志》将小说与史书分离,一方面反应了当时史学尚未独立,另一方面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西汉时文学观念和先秦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人已经认识到了文学(主要是诗、赋),与其他学术不同,有其独特之处,故将诗赋单独立为一类。而史学尚未发达,不足以独立为类,故史类附与《春秋》。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撰所《七录》与王俭之《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在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第三章论述《汉志》的编次,其编次体现了当时的学术等级。有着较为明鲜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汉书·艺文志》承《七略》把当时的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如此“部次条别”,正体现了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六艺》是王官之学,为圣贤之书,与其他学术相较具有无与能比的地位。道家(黄老学说)、儒家先后得到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因此其地位仅次于《六艺》而高于《诗赋》。《兵书》此时已无用武之地故退居于《诗赋》之后。《数术》之学在当时不显,《方技》的授受,私秘性更強,较之数术,懂得的人就更少。《汉志》编次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对图书总目的分类上,也体现在子目的分类上。第四章论《汉志》的尊儒。一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即取得独尊之地位。武帝时代是经学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捩点,但儒家的真正的独尊应是后来的元、成二帝,他们不仅十分推崇儒教,而且自身也是儒教的躬行者。《汉志》是儒学昌盛的标志。它是西汉一代学术的总结,是儒学独尊的一面旗帜。 第五章为专题研究,论述了《汉志》为何不收《楚辞》和《汉志》中赋的<WP=3>分类和排序问题。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所收之书多有未备,而按照《汉志》的体例,如果班氏删去《楚辞》,那么他肯定会注出“出”字或“省”字,然今无此,则是书不为其所删。因此《汉志》未录《楚辞》,乃班氏仍向、歆父子之旧。刘向《别录》未录《楚辞》,与当时的著术观念有关。当时人们把创作分为作、述、论三个层次,三者之间学术地位森然有别。刘向《别录》未录《楚辞》,更与编辑之学尚未成熟,亦无地位有关。在以“赋”显示才华,以“经”显示学问的汉代,刘向是不会以此为己功的。《汉志》中赋的分类和排序。学者们多从内容和文体的风格的角度来立论,《汉志》中的一些矛盾之处,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汉儒对赋的批评标准已经兼顾到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扬雄所说的“丽”与“则”,班固所说的“道之夷隆,学之粗密”,既包括了思想方面的要求,也包括了艺术方面的要求。《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就是以此为标准划分的,屈原之属为上品,陆贾之属为中品,荀卿之属为下品。而杂赋一类更在其次。《汉志》的排序贯穿了刘、班等人对学术的价值判断,赋的排序,也正是这一标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