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8年恩格斯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发表以来，其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重要问题。100多年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反思哲学”时期的学者，从不同立场、角度先后以不同的研究方法探索这个问题，以期解开“新世界观”之谜，澄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由于在《提纲》公开发表前，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和哲学教科书等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根本变革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在这种前理解的影响下，“辩证唯物主义”理解者对《提纲》的理解就像戴上了一付有色眼镜，只是关注《提纲》中的实践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等思想，不重视《提纲》的其他思想，特别是不理解《提纲》第一条的基本思想，以至于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揭示的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第二国际时期的以梅林、普列汉诺夫、拉法格、拉布里奥拉和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理论家。他们中仅梅林、普列汉诺夫提到《提纲》的思想，其他理论家几乎都没有提到《提纲》。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站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上理解《提纲》，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础”等同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并从这种自然唯物主义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因而就不可避免滑向实证主义。由于实证主义拒斥哲学形而上学，所以从梅林开始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就宣扬马克思“终结哲学”的思想。这导致了给马克思主义“补充”哲学基础的修正主义思潮的侵入。为了论证修正主义思想，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从“康德哲学”、“狄慈根哲学”、“达尔文进化论”、“马赫主义”等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提纲》就被抛弃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不重视《提纲》，不理解《提纲》第一条的基本思想，所以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 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由于解释学意识的觉醒，“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而发现他们的理解存在诸多问题。在文本理解视野下，“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到马克思”，他们关注并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提纲》。他们的理解具有诸多合理的成分，相当接近了《提纲》中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然而，由于他们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以致于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在对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态度上表现出含糊、动摇，甚至偏离唯物主义，把实践理解为包括精神活动在内的“主客统一”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提纲》的基本思想。由于没有完全正确理解《提纲》的思想，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进入了“反思哲学”时期。在“反思哲学”的前期，解释学意识的觉醒使学者们意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因此他们提出“回到马克思”，并重新关注马克思的《提纲》。在文本理解视野下，学者们重视《提纲》并对《提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但由于多种视野相互冲突和碰撞，学者们对《提纲》的理解呈现出多种形态。有“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超越的“实践哲学”理解、“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等。他们对《提纲》的理解既有接近的成分，也有远离的成分。 在“反思哲学”中后期，以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为标志，掀起了“人道主义”思潮。在80年代中期，此思潮由于受官方的批评而暂时走向低潮；90年代末21世纪初，官方的“以人为本”的口号的提出，再度把此思潮推向高潮。“人道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为了论证“以人为本”的合理性，学术界纷纷从马克思的《手稿》中寻求原著依据，而疏远《提纲》。受这种价值观视野的影响，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再度被遮蔽。 考察《提纲》诞生前后马克思的思想史可以发现，在《提纲》诞生前，马克思肯定“哲学”，从“哲学”原则出发来解答现实问题，这种研究问题的立场即“哲学立场”；《提纲》诞生后，他反对“哲学”，终结“哲学”，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不再以任何理论原则为根据而是以现实本身为根据，这种研究问题的立场即“实证科学立场”。从“哲学立场”到“实证科学立场”的转变，意味着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和研究问题的基本立场的转变，也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发生。思维方式和研究问题的基本立场的转变为马克思的世界观内容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促使马克思清算了最后的“哲学信仰”即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思想，开创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即从实践出发解决一切问题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新世界观，实现了世界观内容的根本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