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股票市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迄今已近20年。其间,股票市场在国有企业筹资、脱困及改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的股票市场诞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不自觉的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其中,A股市场中“股权分置”便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股票市场的设立目的应当是在有效筹集资金的基础上促进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使之成为既反映经济增长又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中国股票市场带着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为国企改制服务,单纯追求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而忽视了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在这种畸形的功能定位条件下,上市公司“重融资,轻改制”、投资者“重差价、轻分红”的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为了扭转股票市场的这种错误定位,强化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国务院多次试点改革,但都因种种因为而搁置。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依据该意见,中国证监会于2005年4月29日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2005年9月4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股权分置改革从试点阶段转入积极稳妥地全面铺开新阶段。自此,股票市场不再有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划分,只有限售流通股和非限售流通股之别,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后也都将进入流通领域,中国A股市场将实现全流通,尽管还存在B股、H股、S股、L股等其它股票市场分割现象,但从主体上来看,届时中国股票市场与国外股票市场将不再有本质上的区别,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将逐步被强化。　　 但是,即便是实现全流通的股票市场也并不是完全有效的市场。根据有效市场理论或者有效市场假说,只有当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所有相关信息时,股票市场才是有效的。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股票市场都不是完全有效的,股票市场不同程度的存在失灵现象。这也就为政府干预初步建立的以市场机制为主的股票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换句话说,政府干预股票市场必须以市场失灵为界,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作为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重要手段,税收制度也应适时做出调整以适应功能刚刚“正位”的股票市场。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的股票市场已逐步形成了以股票交易印花税为主、以股票交易所得税为辅的税收制度,它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政府管理股票市场的重要的、有效的手段。然而,无论是为了完善股票市场税制本身或者为了适应重新定位的股票市场,都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的股票市场税收制度。　　 中国股票市场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股票交易印花税,从普通印花税中发展而来,属于行为税类。尽管其名为印花税,但从本质上讲,属于股票交易税。中国自1990年借鉴香港的有关做法开征该税以来,逐步将其发展成政府调节市场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当股市低迷时,降低税率以刺激股市；股市过热时,提高税率以抑制投机行为。而其理论依据是股票交易印花税有提高资本成本的作用,从而能够减少市场上的投机行为,维持市场的稳定。凯恩斯在《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第十二章中对投机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投机行为会造成股市的剧烈波动,从而令经济的不确定性问题更为严峻,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出于减少企业投机冲动”的因为而建议政府开征证券交易税。托宾更是形象地将证券交易税比作“飞速转动的车轮”上的“沙子”。也就是说,股票交易税从一开始就被人们寄予了抑制股票市场波动性从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厚望。在此基础上,绝大多数拥有股票市场的国家都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界开始质疑证券交易税的功能,认为证券交易税在抑制股票市场波动性方面是无效的,或者至少是模糊的,有学者甚至认为,证券交易税非但不能抑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反而会增加其波动性,如Jones and Seguin(1997)以“事件研究法”研究1975年华尔街的政策变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他们认为更低的交易成本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市场的波动性。反过来说,证券交易税会提高交易成本,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市场的波动性。其次,课征证券交易税还会造成扭曲效应,如不同市场之间的扭曲、资金的流动及种种的避税策略。1984年瑞典就曾因开征证券交易税而造成种种的扭曲效应,而后于1994年被迫停征。除此之外,证券交易印花税对非金融部门的不利影响也常为人们所诟病。最终,证券交易税或者股票交易税在种种的质疑声中,渐渐淡出了各国的股票市场。在此情况下,对中国股票市场交易税功能的检验便变成了必需。　　 在检验股票市场波动性的诸多方法当中,采用条件方差或者标准差的方法对波动性进行计量检验是比较成熟的。而ARCH族模型在检验金融时间序列方面被认为更具优势。检验的结果也确实如此,在对沪深300指数进行ARCH检验时发现其确实存在ARCH效应,因而采用GARCH模型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的影响做计量检验是合适的。结果表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是模糊的,而且有时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即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提高反而会增加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也就是说,证券交易印花税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够起到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抑制作用,其课征的理论基础被否决。而仅就其财政功能上看,虽其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并不能予以否决,但与其带来的扭曲效应、对非金融部门带来的不利影响相比,其弊大于利,因而适时调低甚至取消该税应该是更为理性的选择。毕竟,在一个功能完善的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才是其首要追逐之目标,政府不应该对其进行过多干预,特别是带有扭曲作用的干预手段。　　 中国股票市场税收制度的辅助税种——股票交易所得税,是股息所得税和股票交易利得税的总称。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专门针对股票市场交易所得和利得设置税种,而是将之并入企业所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中收取,故称之为股票交易所得税。一直以来,中国都将个人所得或者企业所得的股息收入并入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一并征收,而对于股票交易利得税,针对企业的部分并入企业所得税征收,而对于个人所取得的股票利得收入则暂免征收。这就事实上的形成了对股息所得进行重复课税,对个人股票交易利得征税缺位的扭曲现状。所得税,长期以来都被学者们认为是最适合的一种课税形式。但对于股票交易所得,人们一直对股票交易所得或者资本所得是否应与劳动所得一样课以同等的税额而争论不休。然而,从“黑格-西蒙斯”的标准来看,股票交易利得确实可以增加纳税人的潜在消费能力,因而理应成为综合所得税的一部分,缴纳所得税；再从现代西方税收公平理论出发,无论是受益原则、支付能力原则亦或社会政策原则来看,以所得为标准的课税方式是最具有可行性的。而且,以股票交易所得为课税对象,不仅能够体现税收的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还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因为股票交易所得往往是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对其进行课税便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最后,从税收调控理论的角度出发,股票交易所得税同样可以增加资本的成本,理论上的具有抑制股票市场波动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却又对征税对象有所甄别,并不对所有交易课税,仅以获利者为课税对象,体现了“多利者多课税,少利者少课税,利亏者不课税”的原则,显然,较之股票交易印花税更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准则。从国际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股票交易所得税纳入其征税的范围。　　 以“事件研究法”对2008年1月1日国家调整企业所得税为契机,研究股票交易所得税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同样以GARCH模型来检测,结果发现股票交易所得税的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效应非常显著,而且模型结果表明,股票交易所得税税率的下调,导致波动性的增加,而且这种影响在长期(90日)依旧明显。这就表明,作为政府调整股票市场的政策工具,股票交易所得税较之股票交易印花税不仅更为合理,而且更为有效。　　 尽管股票交易所得税较之股票交易印花税有诸多优点,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缺点,重复课税问题便是其最为严重的问题。股息来源于公司的税后利润,在分配给投资者后再被课征一道股息所得税,这种做法显然有失公平。对Lindle(2002)的模型加以修正可以很好的说明重复课税的扭曲性问题,也能部分的说明中国股票市场目前存在的“融资偏好悖论”。在一个不存在重复课税的市场中,无论是以留利融资或者发行新股融资其资本成本都应一致,然而在一个存在重复课税的市场当中,其资本成本就变得不一致从而令上市公司做出不合理的融资选择。模型结果认为,在存在重复课税的情况下,如果股票市场的股息所得税大于股票交易利得,那么发行新股的资本成本将随着股息所得税税率的增加而大幅提高,其成本远远高于留利融资的成本,而这恰好是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发达国家的股息所得税率一般高于股票交易利得税率)。而在中国,对于企业而言,因其适应之股票交易利得税税率为25％(原来是33％)大大高于股息所得税10％(原来为20％)的税率,从而,发行新股融资的成本小于留利融资的资本成本,上市企业便有了发行新股融资的偏好。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由于国家对股票交易利得不征税,出于避税的因为,他们更愿意企业将利润留存而让股票价格上涨,从而获得利得收入并逃避税收责任。长期下来,投资者不再以上市公司的分配政策来衡量该公司的价值,股票市场失去理性判断的基础。　　 因而,在股票市场功能逐步健全的条件下,以股票交易印花税为主、以股票交易所得税为辅的股票市场税收制度,已难以做到既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又能够不扭曲市场。在综合比较各税种之间的优缺点后,以股票交易所得税为主、股票交易印花税为辅的税收制度被认为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当然,在正式引进股票交易利得税之前,须得对重复课税问题加以解决并适当地削弱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