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开始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期。经济的不振使得经济增长速度的趋缓，许多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威胁，再加上泡沫经济期银行存在着严重的超借和超贷行为，银行形成了大量的不良债权，由此拉开了日本商业银行的破产序幕。　　为了遏制危机的蔓延、促进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必须要进行相应的金融改革。但是，关于日本金融改革的方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是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日本国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为代表，主张运用宏观经济扩张的方法，即通过扩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启动，以经济增长来解决现存的种种问题;另一方是以日本经济学家铃木淑夫和首相小泉纯一郎为代表，主张进行结构改革，认为宁肯承担巨大的短期结构调整成本，也要先推动实质性的结构改革，推动经济跳出恶性循环的怪圈。没有经济结构调整就没有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也就不可能实现。两派的观念似乎使日本金融改革推向了两难的怪圈，但终究日本政府还是要做出抉择。从金融改革的轨迹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对银行实施的金融改革已经逐渐从银行危机出现时的银行保护性措施，慢慢转变成针对商业银行内部问题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很明显，金融结构改革的方案已经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占了上风。政府将金融改革重点放在调整并改善商业银行结构的合理性以及改革实施后商业银行风险改善的情况分析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本文的结论是:改革前关于金融改革方案的两种争论，以景气刺激自动消除当时银行问题与通过结构改革改善商业银行问题从而使经济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得到良性的发展两种意见从表面上看来似乎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本文通过在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下的深入探讨发现:要想使商业银行摆脱危机笼罩的阴霾，就必须摆脱原本“护送船队”似的银行-政府关系，进行商业银行的结构性改革，以增强商业银行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而待以景气来自消除银行所出现的问题是不现实的，它可能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是经济恢复所不允许的;也可能需要通过银行体系的破灭及重构来实现，这更是民众不愿看到的。也就是说，银行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政府的结构改革来实现。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对于银行结构改革的效果评价更是为上述观点提供有力的实证。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在风险防范方面已经不存在问题。在效果评析的过程中，仍然会发觉政策实施同时政府保护政策留下的痕迹或者是商业银行依旧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通过本文的阐述、证明，可以看到日本银行结构改革的实施已经在短期内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也就证明了当时选择结构调整作为金融改革最后方案的合理性。未来银行结构改革方案的持续实施，再加上必要的景气刺激，或许就能使日本看到今后银行业的复苏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