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国开始实行的汇率体制改革,取消了单一盯住美元,自此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人民币逐渐升值。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利差,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套息交易获利区间也逐渐扩大,如果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意味着将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国内。事实上,在相同的时间区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一路攀升,截至2014年6月已达3.99万亿美元。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那么投机资本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流入国内呢?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缺口(即内地出口到香港的货值与香港进口自内地的货值之间的差值)也几乎在2005年同样时候开始显著为正。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呢?资金尤其是“热钱”的流动都是基于利润动机,只有把利差引起的利润动机、高报出口与贸易顺差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现实问题。本论文围绕通过商品贸易进行的隐蔽套息交易展开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学界在套息交易重要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总结出目前学界所面临的研究局限。在此基础上,本论文从实证和理论两个角度出发,对套息交易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宗商品的套息交易收益和影响因子进行了详细分析。具体分析过程和重要发现可以归纳如下:首先,本文在一个两国OLG模型的框架下引入不对称资本管制,研究了不对称资本管制、套息交易的机会与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如果当局加强资本流出管制且当国内利率高于本国居民投资到国外的收益率时,那么当期本国年轻人的消费下降、储蓄上升;如果国内利率高于本国居民投资到国外的收益率,那么当资本流出管制强于流入管制时,本国将为顺差国;相比封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允许资本有管制的流动时,如果资本流入管制强于资本流出管制,则存在资本管制时均衡的利率水平大于封闭时期的利率水平,即有管制的开放资本市场将会提高利率水平。其次,使用1996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月度数据,估计中美两国利率对顺差和出口缺口的不同作用。通过三个关于中国贸易差额的典型事实,进而利用计量模型识别哪种类型的企业易于从事隐蔽的套息交易,以及虚假贸易主要发生在哪些行业,并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隐蔽的套息交易对贸易顺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些年尤其是人民币具有升值预期的时期,来自香港的顺差尤其是出口缺口中存在着显著的人民币套息交易行为。具体说来,2005年7月人民币开始升值之后,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套息交易能获得较高收益,但因为我国资本项目存在管制,直接进行人民币套息的成本较高,所以有很多资本通过虚假贸易的渠道流入国内。此外,本文通过检验发现,隐蔽的套息交易主要是外资(独资)企业以及其他性质的企业(如集体企业)通过易储存、保值行业的商品以高报出口的方式进行,而其他类型的企业比外资(独资)企业对利率的作用更加敏感。最后,如果套息交易可以通过虚假的商品贸易进行,那大宗商品的套息收益如何以及流动性与流动性风险对商品套息收益的影响如何呢?本文第五章利用Bloomberg数据库搜集了24种商品198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日度数据,并把商品分成金属、能源和农业三类,针对不同的商品类别研究了商品市场的流动性特性及流动性风险与商品套息收益之间的关系。在第五章本文区分了非流动性特性与非流动性风险对商品套息收益的影响,关于前者,采用两种计算非流动性溢价的方法,其中一种是通过构造资产组合IML,另一种是通过估计非流动性对各类商品套息组合HML的影响。结果显示,金属类商品的非流动性溢价为正、能源类商品的非流动性溢价为负,而农业类商品的非流动性溢价不确定。关于非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类商品一般具有正的风险溢价,而金属类商品的风险溢价倾向为负。非流动性特性与非流动性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割裂的,从不同的商品类别来看,流动性较差的商品通常风险溢价为正,而流动性较好的商品通常风险溢价为负,所以流动性较好的商品具有更好的避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