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新目标,为新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方向。这一社会治理目标是对“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治理体制的升华,其中蕴含着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对全体人民民主参与意愿和参与权利的遵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肯定。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为实现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目标,党和国家在当前城市社区推行的基层群众自治和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将协商治理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资源嵌入到城市社区治理之中。协商治理可以使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的渠道,凝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协商中达到最广泛的共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新目标。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转型和升级,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底部分,也是党和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与回应。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并在此基础上推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形成了社区自治,这是党和国家根据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做出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规划性变迁”。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的现实背景下,以何种形式更好地推进社区自治一直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城市社区协商治理作为社区自治的生动实践,既是对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也是社会主义协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顶层制度引领和地方试点创新的带动下,城市社区协商治理不断向前推进,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成为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理念,“众人的事众人商量”不仅仅作为一句口号,更作为一种协商制度和机制在社区落地。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理论分析、历史梳理、现状调查、问题探求、原因分析、经验借鉴的论证,提出共建共治共享引领下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推进目标、秉持原则和具体方式。首先,城市社区协商治理是在社会治理和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兼具治理和民主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是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存在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民主传统是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生长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体系是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确立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契机。其次,经过案例搜索发现我国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案例纷纷涌现。通过对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治理案例的归纳整理,总结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具有协商治理形式多样、协商模式不断创新,协商流程日益清晰、分步工作法逐渐普及,协商主体日趋多元、主体结构合理性增强,协商内容日益丰富、紧贴社区公共事务主题,协商平台日趋多元、网络协商快速发展的状态。但是在通过对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和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中也发现了一些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存在诸如协商治理推行不顺畅、协商主体参与动力不充足、协商内容边界不清晰、协商程序执行出现偏差、协商结果执行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推进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基于理念、制度、主体、客体、环境的系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目前我国城市协商治理推进困难是由于协商治理理念转型尚未完成、协商治理制度空泛损耗、多元协商主体行动无序、协商客体复杂棘手、外部环境压力增大等原因。第三,对于社区协商治理的研究,既要注重本土的经验积累和现实情况分析,又要注重关照国外的理论进展和实践经验,因此,本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社区协商治理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国外社区协商治理经验对我国启示是:要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社区治理策略;要夯实自治基础,开展协商治理实践;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协商治理主体;要培养公民协商精神,创新协商治理技术。最后,本文在通过对城市社区协商治理案例的NVivo定性分析、对城市社区协商治理问卷的SPSS定量分析以及对社区书记的访谈分析,在国外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目标引领下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推进策略。即在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的基础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和基层群众自治的原则,构建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新理念、新制度、新机制、新共同体、新方法和新生态。总之,加强城市社区协商治理有利于解决基层群众的实际困难,群策群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有利于在基层形成良好的协商治理氛围,汇聚群众力量,形成共识;有利于找到基层群众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基层民主健康发展;有利于丰富基层群众自治方式,推动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社区的落实。因此,城市社区协商治理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题中之义、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可行方式、也是社会善治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