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斯托夫哲学事业的唯一主题，就是与理性为敌：一方面揭示认识和伦理的实质——理性为巩固其王国而筑造的石墙；一方面要求处在理性统治下的人起而反抗，而唯一的斗争方式，就是以头撞墙。　　 “以头撞墙”可以说是舍斯托夫全部思想最浓缩亦最恰切的概括。而与撞墙直接对应，作为其应有之义和最终结果的，则是另一个对舍斯托夫而言意义重大的行为：信仰的获得。撞墙显然意味着疯狂，而舍斯托夫追求之信仰，则因为“因其不可能而信”的定义，与荒谬画上了等号。追求疯狂与荒谬的哲学，难免被打上“极端非理性主义”的标签。然而，这样的标签，其终结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概括的作用。是否可以，或者说应该以“极端”终结具体、深入探讨的必要性?舍斯托夫于“极端”之外，是否真的再无任何可言之处?这些都是概念化的标签所不能遮蔽也无法遮蔽的问题。而若要回应这些问题，则必须回到文本之内，必须进入他的“疯狂”与“荒谬”之中，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舍斯托夫。　　 舍斯托夫的信仰要求人抛弃认识思辨的能力、拒绝所有“不可能”的判断，走向没有限制、没有边界的“可能”。问题在于，与理性绝然对立的信仰，极有可能背上否定文明的蒙昧主义的恶名。没有人会甘愿放弃做出判断的能力，甘心做一个愚蠢的无权者。而舍斯托夫认为：石墙的倒塌才能让人看到为理性所粉饰的现实：知识的正确、伦理的正义仅仅适用于石墙内的理性王国，人不过是在理性确定的“规律”之下思考、生活，所谓的自主，不过是被规约的权力。也就是说，根本不是人在驾驭理性，而是理性奴役着人。因此，在上帝面前放弃自主的思考，并不带有任何奴性的意义；相反，正是停止思考的时刻，人才能开始拥抱自由。　　 荒谬不是信仰的罪状，反而是对人的拯救。而要求得拯救，唯一的方式就是投入斗争。舍斯托夫在一次与胡塞尔的谈话中反驳对方的观点称：哲学并非始于惊诧而是绝望；哲学不能满足于好奇，哲学就是斗争。“以头撞墙”是在理性的石墙之内唯一可能的斗争，而作为斗争，它最常被质疑的问题是：这样以痛苦和折磨为代价的疯狂斗争，真的是人可以忍受并且应该忍受的吗?如果斗争追求的信仰，是以一次次头破血流的牺牲为代价，那么信仰如何证明其正义性?　　 质问者武断地把舍斯托夫定性为一个不惜践踏人性的唯信论者，认为舍斯托夫的斗争完全只是不切实际的疯狂口号。但事实上，舍斯托夫从来都没有回避过人性的问题，他的所有思想，无论批判还是呼求，恰恰正是对人性问题的回应。“非人性”的苍白定义实际上根源于研究者对舍斯托夫文艺批评之重要性的忽视。文学命题于舍斯托夫的思想而言绝对有着本质性和结构性的意义，所有关于人性的问题，都是在文学的命题中被揭开；所有反理性的论点，都能映射到文学的讨论之中。　　 首先，舍斯托夫指出，“趋乐避苦”的人性论，其实是太过片面和肤浅了。大量的“呼号的文学”可以直观地证明：人根本不能在“善”的廉价的安慰中得到满足，伦理之外的价值，同样是文学的重要价值诉求。而另一方面，看似对“所有价值”一概否定的“呼号文学”，恰恰证明了对更高的价值——纯粹自由和绝对信仰的指向。对文学之“否定价值的价值”的揭示，使舍斯托夫在“趋乐避苦”之外，显示了人性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其次，舍斯托夫对于作者责任的讨论则在另一个层面，佐证了痛苦的必然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人并不是逃避痛苦而是喜爱痛苦的。对于作者这一人群的创作机制、内心情感和身份定位的分析，使舍斯托夫看到了痛苦之于人的另一层意义：痛苦不是对人的消耗和否定，而是对人的肯定和确认，至少，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作者不可能在痛苦之外生存，安宁之中无创作，痛苦之外无作者。　　 总的来说，“以头撞墙”、“伦理之外”与“作者责任”在文学这一论域之内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而贯穿这三者的逻辑线索仍然是舍斯托夫奉行的那一句的宣言：一场伟大的、最后的斗争在等待着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