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排斥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是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力行普惠金融政策措施,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世界金融包容性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国家政策与金融机构对普惠金融事业的高度支持和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金融服务供给方积极采取措施,解决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金融排斥。而由于金融需求方排斥以及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不匹配,造成的金融排斥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如何解决家庭部门的金融排斥难题,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紧迫要求。为实现我国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目标,要求我们从理论根源和实际情况来全方位认识金融排斥问题,清晰梳理金融排斥的类型、原因和形成机制以及未来新的经济形势下,精准定位金融排斥问题的突破口,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地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现实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激发我们从家庭视角深入思考金融排斥问题。从微观层面看,受排斥家庭往往处于资本匮乏的状态,资本边际生产率高,如果能获得合适的金融支持,生产效率可以得到大幅提升;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应该将获得基本金融服务作为一项权利,实现包容性发展目标;从经济发展角度上,也可促进经济发展、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服务基层发力点。家庭获得金融服务或持有金融产品:可以对资产进行财富管理、跨期配置和风险管理;可以通过使用金融服务促进家庭物质资本积累,为家庭生计和家庭功能提供物质保障;可以通过跨时间、跨空间地调配金融资源,进行生产活动、消费选择、教育投资、生育安排等方面的策略优化;可以在受到外部冲击时,有更多的策略选择,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在支持家庭金融能力提升上,可以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将覆盖更广泛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民生制度安排。因此,本文认为解决家庭金融排斥,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金融发展的雨露甘霖,是提升家庭经济水平和再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研究家庭金融排斥对于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对于疏通国民收入再分配渠道,提升家庭福祉和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现阶段我国家庭金融排斥的突出矛盾是什么?什么类型的金融服务排斥程度最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有何地域分布特征?什么因素会影响家庭金融排斥程度?金融市场参与程度提升会对家庭发展能力带来哪些影响?推行怎样的家庭金融服务有利于促进家庭全面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在金融排斥的理论与实践层面上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家庭金融排斥缓解和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提供理论和实践思路引导。在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部分,本文总结和归纳了金融排斥理论的发展脉络,明确金融排斥理论的学科定位,并总结金融排斥理论与关联密切的金融发展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扩展延伸。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对本文涉及到的研究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评述。首先,本文从金融服务供给方、需求方和金融生态环境几类概述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并重点关注现有研究人格特征对金融市场参与影响的文献。其次,研究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家庭发展能力主要体现为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再生产能力以及家庭生活能力,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市场参与对于以家庭收支结构为代表的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以及以子代受教育水平为代表的家庭再生产能力的影响,并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在家庭金融排斥测度部分,本文使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普惠金融课题组对全国31个省份的家庭金融排斥调研数据,从城乡家庭居民视角深入分析银行、证券、保险和互联网金融四类金融机构的排斥程度和成因。基于金融服务供给方排斥、金融服务需求方排斥和金融生态环境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价不同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并从全国整体、区域和省际三个层面剖析我国城乡金融排斥状况,比较不同类别金融服务、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金融排斥程度差异。研究发现,金融排斥程度由强到弱依次是证券类金融排斥程度大于互联网金融类金融排斥程度大于保险类金融排斥程度大于银行类金融排斥程度。农村地区排斥强度大于城镇地区,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相对较弱,大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较强。并分析了各类金融机构排斥程度差异、地区金融排斥程度差异以及家庭金融需求排斥的原因。本文进一步研究家庭的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本文使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OLS、Probit、主成分分析法和似不相关回归等实证方法,在控制社会环境、家庭特征以及个人身份特征等影响因素的条件下,研究人格特征如何通过影响人的消费时间偏好、信息处理能力、财务管理能力以及筹资能力等,进而影响人们参与金融活动决策。研究发现,开放性会影响家庭对新鲜事物的接纳和运用能力,对家庭参与储蓄、股票投资、商业保险等金融活动产生正向影响。精神稳定性会影响家庭的风险偏好以及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对家庭参与储蓄和股票投资有正向影响,对申请银行贷款有负向影响。顺同性会对家庭投资储蓄类无风险金融资产有正向影响,而外向性会对家庭参与储蓄、股票和基金产生负向影响,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起到正向影响。从而为金融机构关注客户心理动向和性格特征,理解客户心中的偏好和顾虑,把握家庭成员心理因素所带来地金融需求变化,对不同客户群体进行精准营销,提供理论借鉴。本文重点研究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具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对家庭经济能力的影响。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是家庭积累物质财富的主要途径,家庭支出结构是体现家庭资源配置结构的窗口,通过研究家庭收入和支出结构,可以评估家庭的经济发展能力。本文使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以及Tobit回归等实证方法,分析金融排斥缓解对家庭收入和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参与储蓄和保险,有利于收入水平提升,物质财富积累效果显著。本文通过进一步分析家庭支出结构配比,发现收入提升后家庭对于基本生活支出和娱乐休闲支出比重增加。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合理运用金融工具进行有效的财富积累和资金配置,让家庭财富“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提升家庭的经济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是对家庭再生产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金融市场参与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构建OLG世代交叠理论模型推导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基准模型,再引入银行信贷对教育资源跨期配置的影响,并基于不同情况提出理论假设。然后,本文使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非交互多元模型和加入交互项的多元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情况对教育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教育信贷能够改善由于代际教育流动性不足导致的教育不平衡,打破“寒门难出贵子”的认知制约和资本限制,让不同家庭背景中成长的子代都能平等享受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公平性,让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够通过获得教育,实现社会阶层向上跃迁。金融服务可及性提升,能够让普通家庭运用金融工具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引导家庭将资源更多配置到有利于家庭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结构优化等人力资本投资上,从而保证家庭拥有强劲的再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由于金融排斥的存在,家庭获得和掌握金融资源的能力差异,导致家庭在财富积累能力和资源配置结构上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强弱不同的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可以通过参与金融市场,提升家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力,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家庭成长的空间和氛围,建立家庭发展长效机制,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和家庭再生产能力上的重要作用,为家庭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后备力量。普惠金融政策要更好落实于微观家庭,就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金融需要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满意度。针对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各异需要,不断创新和探索更具有普惠性和适宜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坚持以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增强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升金融与民生的契合度和支持力。让人民群众“信金融、懂金融、用金融、受益于金融”,增进民生福祉,解民生之忧,补齐民生发展短板。推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其成为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共享金融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