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公司制改造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将原有的体制优势进一步转变为市场优势。但在深层次上，我国商业银行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特征十分明显，资产与财务上的“应急性改造”只是“治标之策”，经营机制和银行效率并不会因为形式上搭建公司治理架构而自动获得提高。良好的治理结构有助于解决商业银行固有的问题，可以使银行运作进入良性循环，保持健康稳健的发展。 就现有的银行治理研究现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激励约束的“模式化”讨论阶段，流于企业公司治理研究的一般思路，无法解释商业银行治理中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忽略了更为关键的治理因素。 本文用“政府控制力”来概括政府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决策控制、剩余索取权分配全过程的影响力，尝试性地将公共行政学的“公共治理”范式引入商业银行治理的研究。在充分借鉴和吸收现代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以制度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重点分析了政府在商业银行治理中的特殊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为了透彻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模式和形成机理，本文一方面考虑政府作为银行股东(往往是控股股东)，支配着商业银行的治理取向；另一方面考虑政府承担完善宏观调控、协调转轨过程中各项经济制度构建的公共职能。 本文创造性提出“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相结合”来评价政府在商业银行中的控制力，并使得政府同商业银行、政府同广大存款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得以准确解释。在商业银行稳定运行的目标中，不仅包含了金融企业自身发展的客观意义，更包含同公众之间维护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非资本基础的“隐性契约”。银行隐性契约的存在，要求政府控制力在银行治理中接受广义的治理定义，即在一般公司治理的基础上融合公共治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