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工业化初期逐渐步入工业化后期,无论用产出比重还是用就业比重衡量,总体呈现出Kuznets事实。为了更好地解释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寻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安排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是深入认识地方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选择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尤其是中国式分权的体制和格局赋予了地方政府剩余索取权以及促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竞争,使得产业结构变迁深受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影响。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特征更加明显,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无论是财政汲取能力还是所承担的公共职责都是一个分水岭。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层层上收,而事权层层下移,地方政府一直无主体税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自然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因此,离开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深入研究,我们便很难理解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特征事实。从财政支出视角来看,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逐渐膨胀,而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粘纸效应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导致地方财政沦为“吃饭财政”,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深刻地影响了产业发展。从财政收入视角来看,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和中国特殊的土地管理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出于增加自身财政收入的理性选择形成了以土地为核心的创收模式,即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而地方政府基于土地的行为偏好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产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一方面,土地财政行为下地方政府的两手供地策略导致产业结构刚性和产业结构虚高,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很可能是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体制成因和宏观经济波动导致基于土地财政的创收模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升级、加快辖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得土地金融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积累的重要原因。然而,土地金融模式下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会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虽然“以收定支”曾经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熟,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收支体系更适宜用“以支定收”来描述。鉴于此,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视角,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的创收行为和土地金融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债务三个维度渐进式分析了其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方法上,本文基于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国内外前沿文献,综合文献归纳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对比分析等多种方法。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财政支出视角下,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因素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产业结构的非线性特征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和城市产业结构间确实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且具有连续平滑的转换机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市产业结构所产生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减弱,并且其自身过度膨胀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最终影响效应为负,改变变量的测算方法以及异质性分析再次验证了基本结论;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通过正向的投资潮涌效应和负向的创新驱动效应作用于城市产业结构。其次,财政收入视角下,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存在着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的现象。本文尝试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支行为视角去解释这一悖论,并运用SYS-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存度增加会显著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在加入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的控制变量,同时更换指标和样本的情况下,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的交互作用发现财政分权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减弱这一负向影响;分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负向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明显;中间机制检验显示土地财政会造成土地资源错配和城市化失衡,并且抑制创新,最终导致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最后,财政收入视角下,土地金融模式的兴起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大量积累,尤其在2008年之后,地方政府依靠融资平台获得的债务（以借款为主）规模之高、增速之快前所未有。地方政府债务的急剧膨胀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债务扩张导致的产业结构效应,现有研究往往语焉不详。本文创新性地将2005-2014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数据加总到城市层面,讨论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逻辑机制。研究发现,适度的债务规模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但过度扩张会产生抑制作用,即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细分行业视角下,以就业份额衡量的产业结构内部特征也支持这一论证;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关系显著存在于高债务省份而在低债务省份主要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并且,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债务扩张通过正向的投资潮涌效应和负向的要素价格扭曲效应作用于城市产业结构,导致整个样本期内存在倒U型。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需要结合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视角加以研究,才能更好地得以诠释。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能够得到如下政策启示:首先,从地方政府规模维度来看,需要优化政府既定财政资源下的结构性变动、抑制地方政府规模的过度膨胀,优化服务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其次,从地方政府创收行为下的土地财政维度来看,需要适时改革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弱化经济增长目标考核,从而减少地方政府的短视和扭曲行为;最后,从地方政府创收行为下的土地金融维度来看,我们要正确认识地方政府债务,在合理调整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过度膨胀的体制成因的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分权体制下,一方面,关于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偏好在产业结构变迁中发挥作用的已有研究相对较少,也没有得到系统的经验研究和理论阐述;另一方面,已有基于财政收入视角的研究大多考察税收的产业结构效应,却较少考虑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增加自身财政收入的理性选择和行为偏好。因此,与已有研究视角不同的是,本文财政收支视角主要基于中国式分权体制背景,更多考虑的是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鉴于此,本文将地方政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为主线,解析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和基于土地的地方政府创收行为（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工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产业结构变迁中地方政府发挥作用有效性问题的争论,弥补现有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不足的同时,也为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成因提供了一个崭新而系统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第二,研究内容和研究机制创新。具体来看,本文第4章从地方政府规模维度深化了财政支出视角,通过构建多因素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验证了地方政府规模变动与城市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的非线性特征;第5章创新性地构建了简单的三部门动态非均衡增长模型,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了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的创收行为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从而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的重要诱因;第6章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不同维度,并且使用了更加接近于真实水平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深入分析了债务扩张导致的产业结构效应。各章节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不仅是对现有研究的有效拓展,而且进一步创新性地检验了其具体的传导机制,从而依据细致的研究结论,给出从地方政府出发促进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