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台湾政治,尤其是台湾的地方政治,地方派系是一定会被提及的一种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的地方政治其实就是派系政治。几十年来,在地方选举中,地方派系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派系与威权时期的国民党政权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政治权力关系。这成为了台湾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台湾的地方政治运作中,遍布乡村的农会也受到人们相当的关注。作为台湾最大且最深入基层的人民团体组织,农会长久以来都与台湾的地方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因此每逢地方公职选举时各股地方政治势力无不觊觎农会这股动员力量,试图尽力争取、掌握农会系统。通过对台湾的地方派系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地方派系萌芽于地方精英在基层发起的由血缘、地缘、人情等组合而成的关系网络。国民党退台后开放地方自治,以地方公职选举来笼络地方势力,从而形成一种恩庇侍从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以相对较小的成本稳固其在台湾地方的威权统治,而地方派系则逐渐发展成型,以国民党在地方的代理人身份进入地方权力体系,用选票换得实质上的经济利益。然后,本文分析了台湾农会的发展历史及其功能,认为农会在台湾地方尤其是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广泛的“人脉”与“钱脉”,因而地方派系势必会争取农会的控制权。接着通过对农会组织架构及其内部选举制度的分析,本文发现农会没有对地方派系的介入设置足够高的门槛,地方派系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掌握农会,从而在地方公职选举时透过农会进行动员,获得选票。以农会为典型的地方派系动员结构从本质上而言是一个多层次的大型人情关系网络。本文认为,威权体制下的国民党当局与地方派系之间呈现出恩庇侍从体系的特点,而在另一层面,地方派系内部的结构及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则更多地表现为人情关系网络的拓展。以地方精英的权力欲求为连接点,恩庇侍从体系与人情关系网络二者紧密结合,造就了台湾地方派系在地方政治中独特的动员结构与行为模式——“侍从—关系”结构,而这也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更全面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