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中探讨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引进与变异的历史历程，试图以知识谱系学的方法，还原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本原，勾勒德里达解构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误读的大致脉络，厘清误读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考察被误读的解构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探讨德里达解构理论误读与误用的缘由。论文除导言外共分四章：第一章以还原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本原为中心，反驳了学界试图以德里达身份的外在性来阐释其解构理论外在性的观点。指出，德里达身份的外在性与其身处环境的外在性正是哲学家成功的必备要素，并不是其被抵制的根本原因。德里达解构理论并不是要摧毁西方哲学及西方传统文化。实际上，德里达提出的解构理论只是后现代哲学家群体应对原有哲学思维方式局限性的新的策略，是作为一种解构-反思型思维方式而存在的。第二章系统梳理了德里达解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的历史过程，指出德里达解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分两条路径来进行的。一是以布洛克曼、迈克尔·默里、伽达默尔等人代表的阐释者,认为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是一种哲学、文化上的“摧毁论”。二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格尔顿、诺维茨等人为代表的阐释者,认为德里达解构思想表面上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反驳，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图。正是这两条阐释路径合力形成了德里达学界对解构思想“摧毁论”的认识。第三章考察了被误读的德里达解构思想同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之间的关系。先锋文学作家在创作时是具有着独立的“形式革命”的意识的，他们自觉地以德里达“摧毁论”为理论指导，试图以叙事的革命来反抗文革时期僵硬的意识形态统治。文章还论述了批评家陈晓明在先锋文学解构批评中所起到的作用，正是陈晓明的努力促使解构批评“摧毁论”的自觉。但以单一的德里达思想“摧毁论”进行解构批评的思路并不能持久下去，在面对新的文学文本时表现出阐释的无力，解构批评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式微。第四章辨析了学界对德里达解构理论误读的缘由。指出“历史巧合论”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断的机械理解与运用，并不能有效地说明新时期中国文化后现代主义特征。德里达解构思想被误读,一方面源于中国学者学理涵养不足，缺乏对西方二手资料的辨别；另一方面，德里达解构思想“摧毁论”的解读不期然与我国新时期政治惯性思维和讽喻传统相吻合，适应了当时社会潮流的现实需要。学界对于外来思想的接受惯常于从价值-认识论来思考，缺乏知识谱系学的梳理，也是德里达思想被误读的深层原因。结语认为：只有转变我们现有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方式，把文学理论的创造定位于揭示历史的真相，以知识谱系学的方式重新去还原外来文艺思想的本真，才能减少不必要的误读与误用情况的发生，更好地建设富有学理性、科学化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