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革命”的文化视角整体考察“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结合中国革命史和当代文化发展史,通过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典型文本的解读,研讨其创作得失。同时,思考革命作为权力话语和政治文化,如何对“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内外空间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挖掘和呈现革命的文学价值与文化风貌。论文在三个角度理解和使用“革命”,即中国革命、革命文化和革命化。并以革命为区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的标志,梳理“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中革命与乡土写作的互动关系。在“十七年”的革命语境下,农村题材小说以人民性、现实性为理论基础,以思想规训化、组织制度化、批评公共化达到生产机制的一体化,以阶级分析、斗争意识为指导观念和写作内容。这决定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是以革命启蒙建构新的革命主体“农民英雄”的过程,也是对“中间人物”从创作到理论的消解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农民与乡土承载的民间文化的革命化：家庭伦理让位于国家观念,个人主义服从于集体精神,利益之心消泯于革命道德。经过革命的改造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最终呈现出与乡土小说有别的美学特征,表现为取代时间循环轮回的、直线前进的时间观,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破碎消失的空间形态,以及革命化的“毛文体”、农民化与口语化的语言实践。论文认为,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研究,必须放在现代乡土小说流变的脉络中考察。革命书写了乡土小说,使之成为农村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因书写革命,而异于乡土小说。“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仍然是乡土小说,对革命与乡土关系的处理,决定它对乡土小说传统的反叛或回归。革命是它的创作核心与研究入口,因此它可称为“革命乡土小说”。这一命名,能够突出农村题材小说的根本特征,说明它与乡土小说的关系,揭示现代性中革命与文学的对立统一。由于革命的现代性本质,使乡土小说的现代写作在整体展开时,加剧了统一与断裂的矛盾运动,显示出阶段性的特点。从革命现代性角度审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必将在反思革命的同时,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