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斯是最杰出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美国牧歌》自1997年出版后就广受好评并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通过利沃夫一家的遭遇，菲利普·罗斯在这部小说中深刻地刻画了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的美国。这部小说不仅呈现了许多宏大的历史事件，例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民权运动等，同时也呈现了一个三口之家的家庭悲剧。由商界新贵犹太人塞默尔·利沃夫，前选美小姐多恩·德威尔以及他们可爱的女儿梅丽·利沃夫组成的三口之家原本幸福温馨，但在女儿梅丽成为激进反战分子，妻子多恩与邻居比尔·沃库特私通之后，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罗斯的这部代表作，自发表之日起就吸引了无数批评家的目光，许多学者对这部小说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但核心主要集中在小说中的男主角塞默尔·利沃夫身上，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无辜之人，而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则是施恶者，是塞默尔痛苦的根源。也有学者尝试为多恩和梅丽正名，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并没能很好地解释这两位女性的悲剧从何而来。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并非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即在父权至上的社会中，处于主导和决定地位的是男性，而女性却只能被主导和被决定。她们的历史和现状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的，所以是社会而不是其自然本性赋予了女人“第二性”的地位。此外，白色批评学者史蒂文·加纳提出，美国还是一个等级社会，处于社会最顶端的是白种央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这决定了美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他们主导的，其他有色人种甚至像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等白人处于边缘化的被领导与被统治地位。
　　基于此，本论文拟从女性主义和白色批评的角度出发，深刻剖析女性的悲剧命运。在男权文化的压迫下，女性成为了他者——在家庭层面，她们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在社会层面，她们必须要迎合男性成为具有女性气质的漂亮女人；同时在这个白种央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主导的社会中，来自其他种族的女性被边缘化了——多恩为自己的凯尔特血统自卑不已，而梅丽作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的后代，在这个荒谬的社会中并没能拥有一个确定的种族身份，继而彻底的迷失了自我。但女性并没有逆来顺受，相反，她们选择了与这些沉重的压迫积极斗争——多恩试图通过否定过去、养牛和整容来摆脱男权社会对她的压迫与控制，构建主体性，却妄想通过与白种央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比尔·沃库特的婚姻进入主流文化圈，这使得她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梅丽通过暴饮暴食使自己成为了与社会期望截然不同的女性，在性关系中勇敢挑战男性主权，同时通过反越南战争的一系列活动抵制白种央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统治，但她采取的方式是如此的极端以至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通过分析，本论文认为，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和白种央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霸权是造成女性悲剧的根源，尽管她们积极反抗，但却无法与这两种强大的势力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