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行为（包括内隐问题和外显问题）在学前儿童中日益普遍,并对儿童后续的社会适应和认知发展产生严重危害。已有文献提出父母的抑郁情绪是推动儿童问题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且其中的影响机制呈现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为了深化对影响机制的研究,本项目旨在考察学前期父母的教养压力是否也会是父母抑郁情绪导致儿童问题行为的其中一个中介因素,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性别是否会在上述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了纵向研究的范式,选取上海城区某所幼儿园的116名3-4岁孩子及其父母为被试,分别在幼儿园小班（T1）和中班（T2）时各收取一次数据。父亲或母亲在T1阶段报告了自己的抑郁情绪和教养压力,在T2阶段报告了孩子的内隐、外显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T1父母的抑郁情绪分别预测了T2儿童的内隐和外显问题;（2）T1父母的教养压力分别预测了T2儿童的内隐和外显问题;（3）T1的父母教养压力在T1父母抑郁情绪和T2儿童内隐问题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但是,T1父母教养压力在T1父母抑郁情绪和T2儿童外显问题之间没有显著的中介效应;（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T1父母抑郁情绪、教养压力和T2儿童问题行为之间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中,T1抑郁情绪与教养压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并能直接预测儿童T2的外显问题,通过教养压力间接预测T2的内隐问题;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中,抑郁情绪、教养压力和儿童的内隐、外显问题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和预测作用;（5）儿童性别没有在父母抑郁情绪、教养压力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到调节的作用。本研究认为,应该更加关注经济收入较低家庭的父母抑郁情绪和教养压力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