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烟碱类农药是一类新型内吸型杀虫剂,具有较大的水溶性,容易通过地表径流迁移到水体环境中,从而对非靶标昆虫、哺乳动物和鸟类造成一定的生态风险。然而,中国并没有对水体环境中新烟碱类农药污染进行过大尺度的研究,也缺少对河流中此类农药来源的鉴定。本论文以近些年来我国广泛使用的9种新烟碱类农药(吡虫啉(IMI)、啶虫脒(ACE)、噻虫嗪(THIA)、噻虫胺(CLO)、噻虫啉(THI)、氟啶虫酰胺(FLO)、烯啶虫胺(NIT)、氯噻啉(IMID)和呋虫胺(DIN))为研究对象,于2016年的旱季和雨季采集了长江流域和中国东部主要河流河口的水样,并测定了新烟碱类农药在长江流域和中国东部主要河流河口的残留水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9种新烟碱类农药在本研究范围内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流入近海的量;通过修正后的质量守恒模型(Modified Mass Balance Approach)对长江流域新烟碱类农药的非点源排放量和河流中的通量进行计算;通过物种敏感度分布曲线法(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D)得到新烟碱类农药污染引起的对淡水水生动物的风险阈值,并评估了我国东部主要河口该类农药的水生生态风险。主要取得以下两部分研究成果:(1)长江流域9种新烟碱类农药残留浓度的空间分布和来源分析:新烟碱类农药在长江流域旱季和雨季的总残留浓度均值分别为990 ng/L和390 ng/L。其中,DIN和NIT是检出浓度最高的两种化合物,它们在长江流域旱季的浓度均值分别为470 ng/L和430 ng/L,雨季的浓度均值分别为190 ng/L和150 ng/L。长江流域地表水中的新烟碱类农药残留浓度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异,旱季显著高于雨季。长江干流采集的河流样品中新烟碱类农药的浓度要明显高于支流样品中的浓度。通过修正后的质量守恒模型估算,发现长江流域中新烟碱类农药的主要来源是沿岸农业活动非点源的排放输入,其次为上游河流和支流或湖泊的输入;长江中下游的非点源输入要大于上游的非点源输入;每年总计约有1190吨新烟碱类农药通过径流进入东海,其中非点源排放源的输入占91.3%;DIN是9种新烟碱类农药中在长江流域中通量最大的,在旱季和雨季排入东海的质量分别为412吨和176吨;NIT是排放量第二大的新烟碱类农药,全年的总排放量达到了458吨;长江流域近几年来农业活动中使用的新烟碱类农药的模式发生了改变,有从传统的IMI和ACE向新型商业化使用的DIN和NIT转变的趋势。(2)中国东部主要河流河口新烟碱类农药残留浓度的空间分布及生态风险:9种新烟碱类农药在水体中旱季的总浓度均值为343 ng/L,雨季的总浓度均值为174 ng/L。在东部河流河口中NIT在两个季节的残留水平均是9种新烟碱类农药中最高的,在旱季和雨季的浓度分别为105 ng/L和55 ng/L。IMI在水体中旱季和雨季的浓度均值分别为40 ng/L和34 ng/L。我们的研究表明,DIN和NIT是河流新烟碱类农药相对贡献最多的两种,其浓度贡献分别为48.6%和38.2%。中国东南部地区、黄河流域和海南省检出的新烟碱类农药多为传统种类(IMI、ACE)。IMID、DIN和NIT在中国东北部地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检出较多,表明不同地区的农药使用模式存在差异。每年排入东部海域的新烟碱类农药总负荷达到了1256吨,长江的新烟碱类农药污染最为严重,每年约有1190吨排入东海。通过SSD方法,得到新烟碱类农药对水生生物的急性毒性阈值和慢性毒性阈值分别为362 ng/L和58 ng/L。对比此阈值,发现有27%的样品浓度超过急性毒性阈值,84%的样品浓度超过慢性毒性阈值;长江和南渡江中的新烟碱类农药浓度超过了水生动物的急性毒性阈值,全部河流中的污染物浓度均超过了慢性毒性阈值。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表水体中新烟碱类农药污染对水生动物的生态风险普遍存在,应该得到重视。综上所述,我们研究表明,我国主要流域(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河流)中均有较高浓度的新烟碱类农药残留。长江流域新烟碱类农药的主要来源为沿岸地区农业活动的非点源排放,且新烟碱类农药污染会对一些水生动物产生慢性毒性。本研究旨在为我国未来新烟碱类农药的评估、使用及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