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1月1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后,对该法第93条关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这一制度越来越受到了学术界和司法实践的重视。在学者当中,对这一制度的设立大多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认为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进行“捕、羁分离”立法模式的一次重大尝试。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缺乏完善的立法规制,对“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这一工作如何开展存在困境。本文主要对西南Z区检察院的实际办案数据进行分析,并对“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进行梳理,以期能够探索出更为完善的立法规制,对我国进一步完善“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立法构建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除了引言、结语等部分外,正文共分四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当前的立法现状。从立法规定来看,《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对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作了明确规定,但现有法律规定仍然存在不完善的方面,一是诉讼阶段的划分不完整。仅规定了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检察机关负责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部门,而没有规定审查起诉阶段,存在法律空缺;二是监所部门可以提出是否适宜继续羁押的建议,但是建议的对象不够明确,存在司法认识上的分歧。三是监督的法律效果缺乏刚性保障,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从权力设置上,仅仅属于建议权,需要有关机关的高度自觉执行。四是缺乏法律救济机制。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启动方式方面有较为完整的立法,但在后续程序救济方面,却有些“虎头蛇尾”之嫌,缺乏对“适格申请人”申请权的司法救济。第二部分,西南z区检察院的基本情况介绍。主要是对该院的逮捕案件情况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情况进行了数据整理、归纳和分析,从数据来看,该院案件的逮捕率极高,为96.7%,究其原因,主要有亮点,一是公安机关考核机制的影响巨大,二是采用“体外循环”审查方式的影响占比高。在逮捕案件中开展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效果也并不理想,仅占逮捕案件的0.3%,羁押必要性审查启动难、变更难,其原因主要是“多元审查”令审查标准模糊难定,审查方式过于主观化,导致监督效果难有成效。第三部分,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成因。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检察机关在进行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时既做监督员,又做运动员,这一“双重身份”导致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难有成效。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作为一项新制度,检察机关尚处于“摸索阶段”,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角色以及对此制度规定的态度,是相关的“适格申请人”所担忧的,因此参与度不高,多持观望态度。现行立法规定,对开展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范围和方式不明确,是对逮捕后的案件全部审查,还是仅对部分重大案件审查,是内部的书面审查还是公开审查等,在检察机关内部也有不少争论。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启动的时间节点、审查的期限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格申请人”能否对驳回申请进行后续的诉讼救济,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从原因上来看,虽然严格意义上的有罪推定思想已经遭到摒弃,但是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是否适用逮捕措施时,“有罪推定”思想仍然存在潜在影响。从打击刑事犯罪角度,“侦查中心主义”的现状也仍然存在,侦查活动仍然是主导刑事案件审查和办理的关键。由于我国没有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建立配套、全面的监管机制,从保障诉讼方面来看,逮捕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法律手段。第四部分,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完善的对策和建议。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从立法现状来看,存在立法不完善、司法实践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等诸多困难,作为检察人员,首先需要转变司法理念,树立人权思想、无罪推定思想。从保证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立性上,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应当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羁押必要性审查部门,探索公开、公正、透明的审查方式,提升“适格申请人”的参与度。完善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工作模式和相关期限规定,并从法律效果的保障方面,积极协调侦、捕、审三阶段的工作机制衔接,确保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有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