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话以话文为主要性质，以中国古代散文为主要论述对象，分析品评作家作品，记录本事丛谈，阐释文章演进轨迹，叙述文章流派递嬗，并结合具体作品而杂以考订、辩伪、辑佚等多方面内容，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以专集形式出现的文章学著作。长期以来，古代散文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古代散文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长期遭遇冷落，中国古代文章学也缺乏体系的建构和批评范畴、概念与术语的梳理与阐释，这直接影响到对中国文学整体性的认识。对于文话的深入研究将推动文章学的发展，促进相关学术的深化。王师水照先生《历代文话》的编辑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文献。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从理论研究的层面，对文话的性质、沿革、理论贡献以及文献考订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指出，宋金元是文话的发展演进时期。在宋代，“文”的涵义渐趋稳定，由诗文互融到文笔之分再到古文崛起，以韩柳为正宗的古文在当时已经成为文坛主流，“古文”这一概念在理论层次与创作方面得到真正的确立。文章批评论著大量涌现，初步建构了文章批评的理论统系，奠定了文章学论著的体制基础，这标志着文章学的正式成立，也是宋代科举文化影响之下的必然结果。宋代文话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成为此后文话的体制基础。陈骙《文则》是一部较早专门研究文章之法的系统著作，它推宗经典，但又突出对于“意”的重视，强调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其中所体现的较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足资后人借鉴。王若虚《文辨》推尊苏轼，论文强调“惟适其宜”，以博辨著称，具有明显的金源文化特色。陈绎曾堪称元代文评第一大家，其文章学观点主要集中于《古文谱》、《古文矜式》和《文说》当中，涉及到本体论、修养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第二章认为明清是文话的繁荣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文章派别特征明显，作为文章批评体裁的文话，或为派别理论的代表，或为文章发展的记录，或为对此现象的评判，既反映了文章发展的特定面貌，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坛风会。王文禄《文脉》重视文统的确立，推崇六朝文章，在专主秦汉与唐宋文章的明代文坛实属别调，而其兼容并蓄、时出别解的特点更增强了理论的深度与锋芒。包世臣以经世求实为论文基调，主张明法自用，对桐城派多有批评，代表了清代文话中的别样声音。第三章指出晚清民国是文话的融汇总结时期。由于文化环境发生巨变，文话创作主体的知识结构、创作意识、创作方法都产生了新变，文话在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方面多有自觉的追求，体现了学术演进之迹。刘师培的文章论以朴学为基础，具有鲜明的学术特征。他强调骈文为文章正宗，具有反拨桐城末流之弊的积极意义。他学贯中西，视野开阔，能全面观照研究对象，且深具历史意识，其治学方法在传统当中又具有现代因素，体现了转型时期的特点。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曾得到钱基博的激赏，此书师法《文心雕龙》，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色彩，为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之作，具有融汇弥缝的特点，对于末流缺失多有涉及，有效纠补了桐城派文章理论的不足。黄侃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曾激烈抨击桐城文章，而姚永朴拒不应战，其实具有理论方面的充足理由，黄侃所针砭的缺失在《文学研究法》中早已得到补充修正。刘咸忻是四川学者，著述宏富，其《文学述林》具有通贯意识，以综观融汇取胜。他对于“道”的认识，对于四书文的评价又反映了他别具鉴裁的一面。刘咸忻治学深受章学诚影响，而他以“道家的方法”思考问题，具有辨证色彩，更具备了方法论意义，值得注意。关于文话作者及相关文献的考察有助于文话研究的深入。第四部分考辨了谢伋与楼昉的生平，并对《荆溪林下偶谈》与《金石例》的版本作了简要梳理。